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成都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发布会由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与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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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中国慈善法治走向规范化、体系化的一年，也是慈善行业遭遇重大挑战的一年。中国慈善在步履维艰中努力向前，不仅守住了基本面，即组织发展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还在志愿服务、社区社会组织、行业建设、公益创新等领域有所进展。

　　2018年慈善事业发展亮点频出。其中，由于《志愿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全面加强。国家将志愿服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志愿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2018年，中国志愿者总数约为1.98亿人，占中国大陆人口的14%，比2017年增加4003万人，增长率25%；志愿者贡献价值823.6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超过50%。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首次成为国家重点政策，政府下文，各地响应。成都一次性出台6个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系列配套文件，制定了三年全市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指标，这对当地民间社会组织是重大利好。截至2018年11月，中国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已达39.3万个，其中基层民政部门登记6.6万个，由街道和社区管理的有32.7万个。

　　行业建设显示出多年累积的效果，在问责和自律，为资源方提供咨询顾问，教育，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研究和知识管理，交流、传播和信息扩散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尤其出现了对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互联网公益创新继续迭代。一方面，互联网公益走向成熟、理性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新经济公益初现，阿里巴巴将脱贫工作列为集团战略业务，计划之后五年，投入100亿元，并且调动阿里巴巴经济体的每个单元，从电商、生态、教育、女性、健康五大方向设计和探索，帮助贫困地区从根源上着手脱贫。

　　社会组织国际化策略性增强，不但推进联合行动以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和影响力，而且突破了跨国别合作，开始注重和尝试区域合作，走向“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参与。

　　慈善伦理建设走向聚焦。公益慈善界在“冰花男孩事件”“癌症女童王凤雅事件”中反思弱势儿童的生存与教育困境，以及公益慈善介入的专业性与伦理界限；在接二连三曝光的公益界知名人士涉性骚扰丑闻引发的社会舆论大哗中，反思行业快速发展中沉积下来的“江湖习气”“大佬文化”“山头文化”“男权意识”等现象，反省慈善伦理发展滞后、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等问题，将这次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危机转化为一次行业集体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的契机，在行业性别友好机制的联合建设上开始了积极行动。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与汶川抗震救灾10年，中国民间公益界启动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并系统地反思中国现代慈善探索中的得与失。民间公益力量的兴起，是中国社会的一场伟大变革，它体现了民间诉求与政府改革只有上下合力、不偏废任何一方才能不断进步的实践经验，这也是未来中国慈善成长要遵循的基本准则。

　　01

　　2018年中国社会公益总价值达3265.2亿元

　　2017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数量为76.2万个，其中，基金会6307个，社会团体35.5万个，社会服务机构40.0万个。

　　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数量为81.6万个，较2017年增长7.1%，增长率有所下滑；其中，基金会7027个，社会团体36.6万个，社会服务机构44.3万个，分别比2017年增长了11.4%、3.1%、10.8%。而据基金会中心网的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基金会总数为7015家，较2017年6384家增加631家，年增长率为9.8%，因为统计口径不同，与民政部统计数据略有差异，但也可作为一种参考。

　　在境外非政府组织方面，2018年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正式实施的第二年。该法第九条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构；未登记设立代表机构需要在中国境内开展临时活动的，应当依法备案。”2018年，全国已经登记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441个，临时活动备案1381项。

　　在社会组织中，截至2018年12月31日，经民政部门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全国范围内已达5285个；其中，社会团体945个，占17.9%，社会服务机构246个，占4.7%，基金会3818个，占72.2%，红十字会276个，占5.2%；在已经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中，有1451家获得了公募资格，占27.5%，其中，社会团体440个，占该类型慈善组织数量的46.6%，社会服务机构7个，占2.9%，基金会731个，占19.2%，红十字会273个，占98.9%。

　　在慈善信托方面，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慈善信托136单，分布在22个省、市、自治区，合同总金额约20.0亿元。其中，排名前十的慈善信托的信托财产总规模17.1亿元；排名第一的是在杭州市民政局备案的、由万向信托股份公司担任受托人的“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其信托财产总规模达6亿元。

　　在社会捐赠方面，矫正后，2016年全国实际社会捐赠额为1458亿元，2017年实际社会捐赠总额为1526亿元。2018年中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约为1128亿元，比2017年下滑。

　　在志愿服务方面，2018年，全国志愿者总数约2亿人次。经测算，实际有6230万名志愿者通过143万家志愿服务组织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贡献志愿服务时间总计为22.0亿小时，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823.6亿元，与2017年度比较，增加了超过50%。

　　在彩票公益金筹集方面，2018年，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共筹集公益金1313.6亿元，同比增加170.4亿元，增长14.9%；其中，福利彩票643.6亿元，占49.0%，体育彩票670.0亿元，占51.0%。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一直以来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2018年，预期社会捐赠总量加上全国志愿者贡献价值，人、款、物的社会筹募总量预估为1951.6亿元，再加上同年筹集的彩票公益金1313.6亿元，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预计达3265.2亿元，与2017年纠正后的数据相比基本持平。

　　02

　　超六成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周期在五年以内

　　蓝皮书连续数年的组织调研显示了中国志愿服务组织发展的进程以及特征，主要体现在组织数量的动态增长、质量及管理专业性提升，以及持续面临的发展困境与挑战等方面。就数量而言，2018年志愿服务组织相较于2013年的73万家增长到143.3万家，数年累积增长率为95%，但是从历年的情况来看，其增长率近年来开始放缓到10%以下，志愿服务组织的生存周期大多在五年以内（60%以上）。

　　调研显示，志愿者组织使用志愿者的数量也在增长，平均每个组织每年管理的志愿者增加到300多名。访谈发现，志愿者与组织的黏性有所加强，即在组织中长期从事志愿服务的人数及其服务时间增长，这反映出志愿服务组织在志愿者管理与服务方面有所加强。数据显示，除了79.1%的组织提供基础培训以及70.8%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间记录外，有56.6%的组织进一步提供了志愿服务活动所需专业技能培训，36.9%的组织为志愿者提供督导与辅导，30.3%的组织会提供志愿服务效果评估与反馈，有23.2%志愿者团队开展了民主化建设。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志愿服务组织内部管理的提升。与此相关，2018年度志愿服务组织的另一个特征就是规范化显著加强，在参与调研的社会组织中，71.4%的志愿服务组织参加了社会组织评估，并且，获得4A和5A级别评估的占63.6%，体现出组织的专业化提升。

　　对志愿服务组织调研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些挑战历年来持续存在，排名前两位的依然是志愿服务经费不足（43.5%），招募不到合适的志愿者（22.6%），另有9.9%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当地管理部门或社区不支持。数年以来的持续关注以及跟踪调研结果显示，志愿服务组织受困于一些固有的挑战和监管加强，近年发展增速较为平缓。从志愿以及慈善的本源来看，“个人及民间自主组织起来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是慈善最为核心的力量来源”，志愿服务组织的自愿性以及自发性应是其内化的基因，组织化特别是宏观管理层面应留有适度乃至足够的空间，以不损耗民间志愿服务组织的自主与活力。而志愿服务组织自身更应该加强自我发展，在秉持理念并保有民间特色的同时，提升志愿服务的有效性、提高志愿服务组织层面的专业化管理水平。

 

　　03

　　公益慈善行业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应切实吸取教训

　　2018年7月，公益慈善界密集曝光出性骚扰丑闻。丑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性骚扰丑闻密集曝光过程中，乃至丑闻逐渐平息之后，有关报道的评论区中，有不少诸如“公益圈真乱”“公益行业比商业领域更加肮脏”“公益行业是不可信的”等这样的网友留言。不少报道以“地震”形容丑闻带给公益慈善界的负面影响，认为这些丑闻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造成了重创；更有论者指出，它们带给公益慈善行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甚于当年的“郭美美事件”。

　　在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草根公益机构、公益人和行业意见领袖的推动下，关注和争议扩大为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行动。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慈善伦理、性别文化等方面，行动的内容则主要包括表态与处置、机制建设与联动培训等方面。这些发声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丑闻转化成一次公益慈善行业就性别平等、慈善伦理等问题进行整体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的契机。这种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公益慈善行业敲响了一记在快速发展中审视与反思自我的警钟。这种审视和反思突出表现在对丑闻发生原因和症结的深层分析与讨论中。这些分析和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点。

　　（1）公益慈善行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公益慈善从业者也是社会人，社会上诱发性骚扰的种种意识、机制与现实等因素在公益慈善界同样存在。例如“江湖习气”“‘大佬’文化”“山头文化”“男权意识”“酒桌文化”“权威崇拜”“个人膨胀”“组织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不足”，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公益慈善的道德光环所遮蔽，以至于未能及时或普遍地引起应有重视和防微杜渐。（2）在公益慈善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公众筹款额度明显提高、市场化探讨热情更加高涨的同时，慈善文化、慈善伦理发展滞后。使命和愿景的审视与重申在公益慈善机构内部和公益慈善行业的各种对话中附带化，公益慈善机构内部文化建设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项目设计的功利化考量超越倡导性追求。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公益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削弱了遏制丑闻发生的内在约束力量。（3）中国NGO的发展与赋权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密切相关。NGO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才逐渐为中国人所知的；此外，早期大力支持和推动了中国NGO发展的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基金会在资助政策中大都把促进妇女主动参与、注重社会性别分析等作为重要准则，并且推动或资助了不少社会性别培训。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乃至第二代NGO的目标追求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倡导与推动性别平等的因子，而性别平等领域的NGO也曾一度扮演了中国NGO开路先锋的角色。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管控、国际基金会退出、国内基金会兴起而筹资与资助伦理尚不成熟等原因，社会性别议题和相关领域的NGO大都日渐边缘化，没有得到相应的、足够的支持，社会组织也普遍缺乏对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预防与干预性骚扰的机制。长而久之，社会性别意识在公益慈善界出现了整体性的弱化，为性骚扰现象的滋生和恶化提供了土壤。

　　第二，对公益慈善行业客观上起到一次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作用。社会性别视角的重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来说，不但有助于更加理性、客观地分析事件中的各方声音，还是一次基于鲜活场景体验与专业知识汲取的社会性别教育巩固。尤其是在对性骚扰的界定上，“具有性含义的不受欢迎的直接的或暗示性的言语或行为均为性骚扰”，这已基本上植入了每一位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之中。对于个人来说，起到了识别性骚扰以在生活和工作中自我保护或自我审视的作用；对于机构和行业来说，对于制定规范、原则及机制以提升整体预防和回应性骚扰的意识和专业能力，具有基础性共识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性骚扰丑闻出现后，一份男性公益人版反性骚扰倡议书出现在了互联网上，并呼吁联署，其主要内容包括：支持性别平等，尊重每一个个体，反对一切物化他人特别是物化女性和任何其他的性别歧视行为；加强自律，管住肢体；纠正周围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不良观念、不良人物和不良言行；教育身边的男孩和成年男性，将性别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播种进人心；理解、关心并支持遭遇性别暴力的同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济赋权，让性别平等在经济、文化、科学、社会、法律等所有领域逐一实现。

　　第三，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相应的一些机制建设。其中，最直接的当数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在性骚扰丑闻陆续曝光的过程中，一些牵涉其中的公益慈善机构，纷纷表态会将社会性别议题纳入机构内部培训中，并把建立内部预防与应对性骚扰机制列作机构的长期工作。此外，一些有影响力的资助型基金会也开始在促进公益慈善行业社会性别意识提升方面着手作为。其中，南都公益基金会对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项目进行了立项，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公益机构建立与性别平等和预防性骚扰有关的机制，在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加入反性骚扰的流程和规范内容；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资助出品了一份可供公益慈善行业免费下载与使用的《公益机构防治性骚扰机制建设操作指南》。敦和基金会则明确表态会在所资助的旨在帮助公益慈善机构建立筹资能力的实操手册中，加入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在反性骚扰机制之外，这波性骚扰丑闻也一定程度上搅动了公益慈善行业资助机制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对于性骚扰丑闻中的被指控者所创办或所在的公益慈善机构，是否应该立即停止资助的问题的讨论上。在一些公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涉性骚扰的丑闻曝光后，即有曾资助这些机构的基金会发表公开声明，停止对这些机构的资助，并重申对所资助的公益慈善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价值观和个人行为操守的重视。对于这些基金会的表态和处置，公益慈善行业意见不一，其中不乏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主要包括负面事件发生后进行资助终止，应该也有明确的程序依据，而更加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审视基金会资助的程序、资助条件和尽职调查义务，反思在资助机制中是否有把反性骚扰等伦理因素也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总体而言，公益慈善行业在一系列性骚扰丑闻曝光后的发声和行动是聚焦而正面的，显示出了公益慈善行业把伦理建设问题提上今后议程的基本共识与决心。但是，是否真的能够从这波性骚扰丑闻的爆发中切实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思路径？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此外，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思路径之后，如何具体开展有关机制的可持续建设、重建价值？也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