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贵阳发布了《贵州蓝皮书：贵州社会发展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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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指出，2018年贵州省社会发展领域成效显著，呈现以下亮点。

　　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经济总量达到1.48万亿元，经济增速居全国第1位，人均突破4万元。

　　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就。全年减少贫困人口1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3%，14个贫困县完成脱贫摘帽，脱贫攻坚“贵州样本”获得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盛赞。

　　“1＋7”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完成投资创近四年新高，达2469亿元。人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得到新提升。

　　就业形势保持稳中向好，城镇新增就业达77万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建成省、市、区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就业服务网络。

　　社会保障网进一步织密扎牢，全年6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达4422.2万人次；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基金支付比例，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提高6.6%和9.1%。

　　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教育得到优先发展，教育扶贫成效显著，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计划实现全覆盖，在西部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健康贵州战略稳步推进，创新开辟远程医疗“贵州路径”。率先在全国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试点实现，初步建成全国首个山地紧急医学救援体系。

　　社会兜底脱贫政策体系、组织领导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构建起资源整合、力量统筹、相互衔接、系统推进的民政兜底脱贫工作格局。享受农村低保和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保障的贫困人口达167.7万人，15.66万易地扶贫搬迁困难群众纳入城乡低保保障。

　　扎实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推进，着力补齐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短板，配置了1000个村文化活动室设备及72个乡镇和158个村数字文化驿站公共数字文化设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

　　研究表明，2018年贵州省社会发展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社会发展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脱贫攻坚仍有不少“硬骨头”，全省还有51个贫困县未脱贫摘帽，剩余的155万贫困人口一半以上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贵州教育与中东部地区尚存差距，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在不少方面还较突出；全省就业形势严峻，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保障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较低；民政兜底保障对象认定还不够精准，兜底管理机制还不够健全，社会救助分散化、碎片化局面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报告指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是西部大开发20周年，是贵州省脱贫攻坚决战之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新发展理念得到坚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三大攻坚战继续打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统筹推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高，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得到坚守，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全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奋力夺取决战之年根本性胜利。持续打好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等“四场硬仗”；持续抓好“五个专项治理”；持续深化“四个聚焦”；持续抓好生态、旅游、就业、网络、党建、文军、体育、消费等扶贫。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补齐公共服务领域短板。推进教育综合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建设教育强省；坚持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有效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民生三感”。

　　多渠道推进就业，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和第一位的任务，全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坚持促进就地就近就业和外出就业两大方向，积极拓宽发展劳务合作社、扶贫车间等载体吸纳就业、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就业、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转移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等就业渠道。大力实施农民全员培训三年行动计划和“雁归兴贵”计划。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丰富和满足新时期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非遗技艺传承培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传统村落保护，实施艺术精品工程，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打造引领全域文旅产业龙头企业。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加大公共安全防控和监管力度。扎实做好信访维稳等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贵州夺取脱贫攻坚关键之年决定性胜利，未来脱贫攻坚仍为第一民生工程

　　蓝皮书指出，2018年贵州全力打好“四场硬仗”，狠抓“五个专项治理”，实施“四个聚焦”，按照“八要素”要求大力推进农村产业革命，深入开展“春风行动”、“夏秋攻势”、“秋后喜算丰收账”和“冬季充电”，夺取了脱贫攻坚关键之年决定性胜利。全年完成农村“组组通”硬化路5.1万公里，98%的村民组通硬化路，解决88.4万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用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政策，多渠道筹集资金，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房18.24万套。实现县域冷库全覆盖，库容达到120万吨。规范化培训农村劳动力63万人。教育精准扶贫资助贫困家庭学生46.5万人。深度贫困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全覆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安排预算内资金170多亿元用于脱贫攻坚，其中用于深度贫困地区近60亿元。制定实施支持毕节试验区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政策措施。扎实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定点扶贫，深入推进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扶贫合作，积极推进国有企业“百企帮百村”、民营企业“千企帮千村”行动。扶贫云、扶贫专线作用充分发挥。全面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小康行动完成投资802亿元。

　　同时，蓝皮书还指出，脱贫攻坚仍有不少“硬骨头”。全省还有51个贫困县未脱贫摘帽，剩余的155万贫困人口一半以上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从资金投入上看，由于贵州省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方面历史欠账多，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条件、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同时，在执行脱贫户“扶上马、送一程”政策基础上，还要面临因灾因病致贫返贫、脱贫质量不高返贫等人口增加问题，资金投入需求大。从产业发展上看，一些地方产业选择不精准，一哄而上导致同质化、同期化；有的地方技术服务和培训农民覆盖面窄，生产经营主体带动能力不强，产销对接工作不到位，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部分扶贫产业规模小、链条短，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从干部作风上看，有的干部思想认识有差距，对脱贫攻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到位；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扎实，深入群众不够；有的干部工作能力不足，对脱贫攻坚政策学习不够、理解不深、掌握不全；有的干部存在畏难和厌战情绪，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现象。从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上看，贫困人口中因病因残致贫占比大，无劳动力和丧失劳动力的达144万人，劳动力资源开发难度较大；少数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仍然存在，发展意愿不强，甚至有争戴贫困帽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激发其自主脱贫动力。

　　蓝皮书指出，未来贵州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第一，持续打好脱贫攻坚“四场硬仗”。打好基础设施建设硬仗，确保全省30户以上村民组100%通硬化路；实施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攻坚决战行动，全面解决全省30户以上自然村寨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打好易地扶贫搬迁硬仗，全面完成安置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点做好搬迁后的“后半篇文章”，着力实现稳得住、逐步能致富。打好产业扶贫硬仗，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优势产业。打好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硬仗，以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为重点，全面落实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深入推进精准健康扶贫工作，确保贫困农户基本医疗有保障。扎实做好住房安全工作，紧盯拟脱贫出列县，确保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雨整治按时完成，基本消除农村老旧住房透风漏雨现象。

　　第二，持续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强化扶贫资金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投入，加大整合涉农资金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力度，加大对全省深度贫困地区的信贷投入。强化帮扶力量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进一步调整优化深度贫困地区干部队伍，把最能干的干部派到最需要攻坚的地方。制定深度贫困地区人才激励政策，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引导企业、社团、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济困。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积极推动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与东部结对区县开展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跨省域调剂节余指标工作。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加强深度贫困地区水、电、路、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加快推进全省14个深度贫困县高速公路加密路网、20个极贫乡镇快速通道、2760个深度贫困村“组组通”建设。

　　第三，持续深入开展农村产业革命。对照产业发展“八要素”，找差距补短板，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大力抓好产销对接，支持采购主体与贫困户、合作社签订产前订单合同，强化贫困地区农产品定向机关、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食堂等的直通直供直销工作。大力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坚持强龙头、创品牌、带农户，大力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整合散户、小型合作社种植力量，支持合作社跨村发展，提高合作社脱贫带动能力。大力构建生产销售大数据平台，准确掌握全省主要农产品生产布局、数量规模、品种结构等信息，为产品销售提供决策依据。大力做好技术服务和农民培训，充分发挥县级农业部门作用，确保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有对接的技术服务人员。

　　城镇化集中安置，贵州大胆尝试创造扶贫搬迁成功经验

　　蓝皮书指出，贵州异地安置扶贫实践开始于“十五”时期，明确以城镇为中心的异地安置模式是结合省情的做法，是利于根本脱贫的路径选择。从早期的救济式扶贫到“十三五”的易地扶贫搬迁，贵州找到一条与城镇化相结合的脱贫发展之路。实践中，对政策把握准确、落脚点选择扎实，方案设计将搬迁范围、搬迁对象筛选与迁入地资源、对接政策进行很好衔接，都具有事半功倍的效力。

　　总的来说，贵州扶贫开发以“山”字经为背景，为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实现更好的生态保护，贵州积极实施易地搬迁和产业扶贫措施，注重综合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并在《贵州省“十三五”脱贫攻坚专项规划》中给出具体规划。

　　易地扶贫搬迁的内涵是指“将居住在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恶劣、不具备基本生产和发展条件的贫困人口搬迁到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生态环境较好的地方，改变其现有的居住环境、生活和生产条件，使其能够融入现代社会，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接收到更多信息，受到更好的教育，为其彻底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2001年起，国家在内蒙古、贵州、云南、宁夏4省（自治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随后又陆续扩大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形成了稳定的投入渠道，资金支持总量和户均补助标准逐步增加。实践已证明易地扶贫搬迁成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因而《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统领，坚持搬迁与脱贫“两手抓”，计划五年内对近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贵州作为首批易地扶贫搬迁试点省，“十五”期间开始大胆实践：计划搬迁24.96万人，涉及814个乡（镇）、2539个行政村、4576个村民组。总投资14.36亿元，其中：国家易地扶贫专项资金9.4亿元，省财政配套0.56亿元，地县自筹、部门配套、农户自筹资金4.4亿元。五年下来，贵州共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0.07万人，迁出地退耕还林10.6万亩。工程建设以改善迁入地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主。其中，以土地开发和耕地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资料建设，解决移民耕地12.7万亩；以水、电、路为主要内容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住房326.01万平方米，架设输电线1885.26公里，建设通村公路2260.52公里。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计划对建档立卡户实现易地搬迁、总规模为130万人。依据《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识别登记办法》，对现居住生存环境差、人地矛盾突出、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欠缺的，同时，生态环境脆弱、缺少开发条件的，交通不便、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延伸构成严重限制的，村寨人口数过小（在50户以下）、贫困发生率又过大（高于50%）、扶贫的成本支出过高等问题存在不适宜就地扶贫的对象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对象识别登记办法》等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政策措施的通知，形象地说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居住地实行易地搬迁、消除绝对贫困。2016年实施34.5万人的搬迁，2017年及2018年计划每年完成40万人搬迁，2019年再完成15.5万人的搬迁。事实上，最后实际完成数要大于计划数。

　　蓝皮书指出，贵州的做法除了准确确定搬迁范围和搬迁对象、发挥受扶主体的能动性、设计多元化的搬迁安置方案外，其工作主线和核心模式是“城镇化集中安置”——这是成功的“贵州经验”。

　　党的十九大后，贵州省依托省情、充分考虑贫困群众的长远利益，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理念，讲求科学方法、调整安置方式，强调就近原则和城镇化安置模式：以县城和市（州）政府所在地为主、中心集镇为补充，使安置点与商贸、交通、城市资源条件、城市功能环境四方面紧密结合。2017年实现了90.56%计68.25万人在县城安置，其中14.5%跨区域安置到市（州）政府所在城市，9.44%安置在中心集镇。城镇化安置方式充分考虑到贵州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的省情，是对简单的“农村—农村”异地安置模式的突破，避免了脱贫的形式化和缺少支撑，避免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不到位带来难以实现根本脱贫的结果，同时也避免了安置地的资源紧张引发新的管理问题。而采取城镇化集中安置，一是有助于避免以上问题，二是对脱贫工作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作用，三是同时推动了农村的城镇化。尚需要在投资、就业、项目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加大力度、不断改进，使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可转型、能致富，保证政策的落实。

　　旅游脱贫成效显著，但 “帮富不扶贫”现象仍然多见

　　蓝皮书指出，贫困人口参与度低尽管现在大力推行“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的旅游开发模式，农户在旅游开发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有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地方旅游经济明显增加，整体脱贫成效比较显著，但是旅游扶贫开发“帮富不扶贫”的现象仍然多见。例如西江苗寨，作为贵州省乡村旅游开发最为成功的代表，仍然出现贫困户参与度低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贫困户本身没有太多资本投资旅社、饭店，大多从事路边摊、临时工，而村寨内比较富裕的人家却有充足的资金、房屋用于旅游开发，比起村寨的比较富裕的人家而言，贫困人家的收入少之又少，贫富差距仍旧明显。此外，一些地理位置比较偏远的贫困户，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更低。但他们还要承受旅游发展带来的环境、交通、物价上涨等问题，这对贫困而言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贫困户形成了“收入低—投资资本少—生活成本高—参与度低—收入低”的恶性循环，与景区管理部门的矛盾日益明显，影响旅游开发可持续发展，亟须得到关注。

　　经济发展领跑全国，贵州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

　　近年来，贵州抢抓机遇，奋发有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经济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贵州速度”。地区生产总值保持两位数增长，自2012年起，经济发展连续六年增速位居全国前2位。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40.83亿元、增长10.2%，增速全国第一，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上升至第25位。人均GDP在全国31个省份的位次也不断前移。2014年超过甘肃，由第31位上升到第30位，摆脱了长期在全国挂末的局面。2015年超过云南，由第30位上升到第29位。“今天的贵州不再垫底，不再是落后的代名词”，经济发展迈入新境界。

　　经济的持续发展，为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而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使老百姓的经济“获得感”比较明显。问卷统计显示资料来源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于2017年度实施的一次关于老百姓获得感的问卷调查。以下若无特别说明，问卷调查数据均来自此次调查。，10.6%的老百姓觉得“很满意”，20.8%的觉得“较满意”，38.9%的觉得“一般”。如果对老百姓的收入满意度进行归类，那么，有70.3%的老百姓是有收入获得感的。其中，31.4%的老百姓对目前的收入获得感较高，处于“较满意”以上。

　　贵州新时代五大发展战略重点

　　贵州作为后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贵州的新时代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新时代，贵州的战略重点首先还是推动发展，唯有继续把蛋糕做大，才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要善于走新路、辟蹊径，弯道取直，后发赶超；还要注意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也要注意平衡好各类群体的发展机会，推进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盘活做强各类园区，推进实体经济快速发展

　　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曾指出：解决产业发展问题，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一个园区一个园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研究”。要求各园区结合园区实际制定“一园一策”转型升级方案，解决问题做到项目化安排、事项化落实。一要进一步明确园区建设思路。不能全省开花，也无法做到全省开花。因此，对于小孟、仁怀—习水、麦架、沙文等龙头园区，大龙、苟江、毕节经开区等为代表的骨干园区，要集中力量做强；对湄潭、安龙、正安等发展快、潜力大的园区建设，围绕主导产业继续延长产业链条，做大产业体系；对发展较慢、项目建设滞后的园区，该调整的尽快调整转型。二要进一步打造园区公共服务平台。按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系列措施，推进园区降低工业用电成本、物流成本、税负成本、融资成本等，全力减轻企业负担。推进简政放权，实现园区一站式服务、保姆式服务和全程代办服务，努力做到审批、管理和服务不出园区。加强监测考核，完善园区激励机制。支持园区企业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进行改造升级。三要注意防控园区债务风险。各园区要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多渠道挖掘投融资政策资源，落实好“贵工贷”“贵园信贷通”等政策，解决园区企业融资难问题。对资产负债率高的园区，要积极制定债务化解方案，努力化解债务风险。

　　深化实施系列改革，增加各类群体发展机会

　　一要以开展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命为契机，不断完善农村产业发展要素、优化产业资源配置，增强农村产业发展活力，提高农民群体的发展机会和经济收入。二要继续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基础设施扶贫、生态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各项工作，提高贫困群众的发展能力。三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力度，帮助国有企业走出困境，提高国企职工的经济获得感。四要进一步优化非公经济发展环境，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对非公经济体的相关税费负担和社会保险负担进行再清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让非公企业轻装上阵，提升非公经济组织经营主体和员工的获得感。五要以加强经济实体建设为根本，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为补充、鼓励自主创业为方向，进一步提高社会的就业容量和职业技能培训，让每个群体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坚持走新路促赶超，继续彰显贵州发展特色

　　一要以生态建设为基础，大力构建贵州“全域旅游”体系，让老百姓在生态建设中享受天蓝水清地洁的良好环境，重视解决老百姓身边的污染问题，让贵州百姓享受不一样的生态福利。继续推进“四型产业”发展，提高贵州经济发展的绿色指数。二要继续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特别要提高大数据高端产业链的开发能力，真正占领大数据产业高地；同时要注意用大数据技术手段加强对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三要继续推进贵州交通网络体系建设，在不断完善骨干网络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通达深度和通达质量，切实解决老百姓身边的交通问题。

　　继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巩固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

　　一要继续完善司法便民服务平台和司法大数据平台，让老百姓在司法诉讼过程中能享受到便捷的司法服务。继续推进系列司法体制改革，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公平文明的司法服务。二要继续优化行政效能建设。对目前的行政审批运行状况开展一次综合性评估，梳理上一轮行政审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推进问题切实解决，进一步优化行政效能，方便老百姓办事。三要继续优化行政服务建设。以优化网上行政服务办事大厅建设为依托，对网上办事大厅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对相关板块进行优化，真正实现老百姓在家中就能享受到相关的行政服务。解决部门之间的协同办公和信息壁垒问题，推动实现“一站式”办结。加大对社区服务中心设施及人员的建设力度，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提升老百姓行政服务获得感。

　　深入推进社会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重点聚焦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住房难、住房贵等矛盾，化解眼前衣食住行中添堵的事。一要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根据新时代的发展特征，不断优化教育资源结构，解决老百姓“上学难”与“上好学难”并存的问题。二要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能力建设，继续优化优质医疗资源与基层卫生资源联动机制和医疗报销联动机制建设，加强医疗保险报账体系监督，提升老百姓的医疗服务获得感。三要进一步织牢社会保障网，扩大民生督查的覆盖范围，解决民生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四要加大对房价的调控力度，继续推进福利房建设，提高福利房公平分配水平，解决老百姓住房难、住房贵的基础民生问题。五要继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夯实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各类文化活动平台，培育多元文化服务主体，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中国治理面临的“五大”转向

　　蓝皮书指出，中国治理面临的“五大”转向。

　　与传统社会不同，当今世界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大气候”如同全球化一样，毫不留情地影响着中国治理的“小气候”。而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无疑是关键所在。

　　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加速，整个中国社会呈现大碰撞、大综合的复杂格局，而以“脱贫攻坚，同步小康”战略统领全局，以反贫困为抓手的社会治理，正面临着“新人口流动”“政策性移民”“新型城镇化战略”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境。

　　在中国，自1997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促使整个中国治理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客观上要求中国治理本土化也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治理之道，促进全球治理的“大气候”与中国治理的“小气候”之间的融合与协调。因此，中国治理的本土实践与探索，也必须自觉遵循全球一体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换句话说，中国必须自觉适应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发生的各种转向与变化，并寻求科学有效的治理模式。

　　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治理到底面临哪些方面的转向呢？蓝皮书认为今后中国治理将面临“五大”转向：第一，中国治理理念的转向问题；第二，中国治理手段的转向问题；第三，中国治理重点的转向问题；第四，中国治理主体的转向问题；第五，中国治理目标的转向问题。

　　更值得指出的是，面对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中国治理又当如何实现“五大”转向，并顺应全球治理的“大气候”，这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广大专家学者理应共同聚焦和探究的重大议题，也是广大社科工作者应尽的一种道义与责任。

　　当前中国治理面临四方面新挑战

　　在新形势、新阶段、新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治理该做何抉择,又当如何应对大变革、大碰撞、大综合的复杂格局，并最大限度地消弭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不协调关系，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就国情而言，当前中国治理正面临着或即将遭遇如下几方面的新挑战。

　　第一，中国治理中的重心转移问题。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加速推进，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将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3个1亿”。这种城乡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中国治理的重心或将发生较大调整，以顺应新形势、新阶段的人口发展之需。

　　第二，中国治理中的新社会流动问题。以农村“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庞大新流动人群，或成为中国治理中即将面临的最大考验与挑战。究其原因，在于这部分未成年人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他们既无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又无一技之长的技能储备，只因父母在城市务工，因此选择初中毕业后即进城去与父母一起生活，成为当下农村“留守儿童”最强烈的心理诉求。事实上，一旦这些未成年人群大量涌入城市，在既无职业化准备又无精准政策预案的情境下，必将给未来的城市治理乃至中国治理带来巨大的冲击与风险危机。

　　第三，中国治理中的政策性移民问题。以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等为主的政策性迁移，成为当下我国脱贫攻坚中的一大“硬骨头”。然而，令人担心的是，如此庞大规模的政策性移民工程，似乎更像是一场“独角戏”，而移民人口的主体性却仍然十分脆弱；不仅如此，区域高度聚集的同质性移民人口安置工程，却在相关地方政策设计与发展规划中，未能自觉将社会工作、社会组织等列入明确的政策规划之中。显然，这对于经受后续生计断裂与重构的移民搬迁人口来说，在各级政府部门尚无成功应对经验、又无精准政策设计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遭遇新时期政策性移民带来的巨大挑战与治理风险。

　　第四，中国治理中的主体性构建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现实而言，遗憾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方面仍是不够“给力”的。表现在：一是社会组织力量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角色仍十分渺小；二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划设计中，仍停留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的尴尬阶段；三是社会组织力量的主体性构建工作，仍难以摆脱传统体制机制的刚性制约，因而难以培育出一支独立的、有影响力的社会型治理力量。

　　贵州省人呈现“一极四向五中心”人口分布格局

　　改革开放40年，贵州全省、各市州、各县市区的人口密度都在不断增加，增长幅度有所差异。人口一直遵循从东南部、南部向黔中地区、黔北、黔西北地区集中的趋势，黔北的红花岗、黔西北的七星关区、黔中的安顺西秀区以及六盘水的钟山区政府所在地都是人口趋向的地方；人口不再向唯一的省会中心聚集，而是逐渐向多中心发展。当前由于有部分外出回流人员的填补，原本很多人口稀疏区都渐渐回归较为合理的人口规模。

　　蓝皮书指出，贵州省人口集中指数不断加大，人口向局部集中的程度更高，大致形成现在的“一极四向五中心”人口分布格局。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省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指数从1978年的0.0044增加到2017年的0.0059，人口在空间分布上不均衡程度越来越高，人口分布更加不均衡。从集中指数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人口集中指数相对较低，集中程度不太高，值为0.163，40年来集中指数不断增大，1997年为0.175，2017年达到0.223的集中水平，人口向局部集中的程度更高。人口分布存在一种由稀疏区向密集区层层推动的趋向。具体走向是由东南部和南部逐步向黔中地区、黔北、西部及西北部地区集聚和扩散，形成今天“西北密，东南疏”，以贵阳市为极核，遵义市、毕节市、六盘水市、黔西南为方向，以红花岗区、七星关区、钟山区、西秀区、凯里市为中心的“一极四向五中心”的人口分布格局。2017年习水—绥阳以南，凤岗—开阳—龙里以西，长顺—普安以北县(市、区)均大于200人/平方公里，人口进一步向西北方向集聚，形成全省最大的人口密集区。而三穗—台江以南，丹寨—三都以东、惠水—安龙之东南均小于10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极稀区，进一步向南部和东南部扩展和集聚。

　　各年龄阶段贵州省城乡消费差异大

　　蓝皮书调查显示，对比贵州省农村和城镇家庭中各阶段年龄层次的消费结构，主要有以下特点。

　　因0~14岁少儿使农村家庭在居住、交通和通信、食品方面消费最多，此时的农村家庭更注重给孩子一个良好舒适的居住环境，以及保障少儿的教育和医疗方面；而城镇家庭会优先考虑在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衣着方面满足孩子，给孩子提供优质的生活条件。

　　在15~64岁的劳动力阶段，农村家庭更注重提升食品、居住、交通和通信等“硬件”方面的质量，这是由于贵州省正处于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阶段，大部分农村居民更愿意到城镇居住和生活，但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住房、生活等多方面的压力和需求，此时的农村家庭首先要解决的是吃得饱吃得好的问题，其次是解决住房问题，这与贵州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农村劳动力人口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和住房问题的现实情况是相符的；而城镇家庭对居住和温饱问题的需求已经不再迫切，他们更加注重的是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城镇居民花费最多的是文教娱乐、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交通和通信几方面。

　　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来说，农村及城镇消费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更是截然不同，农村老年人会花更多的钱在交通与通信方面，而城镇老年人更加注重衣着和医疗保健。

　　“柔性引才”助力贵州打破人才瓶颈

　　蓝皮书指出，贵州在全国“人才大战”中处于不利态势。

　　发端于2017年，在2018年呈燎原之势的全国“人才大战”，使贵州人才抢夺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两年来，全国已有50余个大中城市累计出台人才新政百余项（次）。2017年出台人才新政的主要以二线城市为主，2018年，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也开始调整人才引进条件，特别是针对高端人才入户或补助，力度都比较大。同时，三四线城市甚至部分县级城市也纷纷出台人才政策。

　　中国指数研究院将2017年来各地区（城市）出台的人才新政从政策牵引、感情牵引、经济牵引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可分为四类地区：第一类为“强政策+强经济+强感情牵引”,主要是中西部核心城市以及少部分处于快速转型期的传统发达城市，人才新政如虎添翼；第二类城市如南昌、沈阳、珠海、石家庄、厦门、福州、海南等,引才政策力度很大，在经济牵引力或感情牵引力方面可能通过其中一项较强的牵引力发生作用，可视为“强政策牵引+强经济或感情牵引”型；第三类为“中/低政策牵引+强经济牵引+强感情牵引”型，虽然政策力度不大，但由于自身具备强大的经济优势或地域优势，对人才的感情牵引、经济牵引仍然较强，如深圳、北京、广州、杭州等；第四类为“中/低政策牵引+低经济牵引+低感情牵引”型，人才新政力度一般，感情牵引、经济牵引力不足。在人力资源高维竞争的格局下，人才资源分布进一步集中，以政策牵引为催化剂，区域人才在空间上将经历一个重新配置的过程，人才流动将会向省会及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集聚。

　　贵州省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人才政策，但置身于新一轮全国人才大战的背景下，从政策牵引、感情牵引、经济牵引等几个方面比较，都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基本处于“中政策牵引+强/中感情牵引+弱经济牵引”的层面，有一定的政策吸引力和感情牵引力，但经济牵引力不足，想要另辟蹊径，柔性引进人才是一个有效路径。

　　蓝皮书认为，贵州省“柔性化”引才具有现实意义。

　　贵州省委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近年来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不断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使贵州人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才总量不断加大，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升。但是，与贵州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需求相比，人才资源瓶颈一直难以得到根本转变。为了吸引和集聚人才，近年来,贵州先后出台《中共贵州省委关于进一步实施科教兴黔战略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人才培养引进加快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贵州省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实施办法》《关于加快推进教育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实施了“百千万人才引进计划”“黔归人才计划”，举办“中国贵州人才博览会”“海内外百名博士后贵州行”等大型引才活动和人才计划，特别是2017年3月17日贵州省委印发的《中共贵州省委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的实施意见》(黔党发〔2017〕8号)中，对贵州省新时期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进行了专门部署，在人才引进方面,提出谋划实施“三化两工程”,即精准化、团队化、柔性化引才和“黔灵聚才工程”“人才乐业工程”。作为引进人才的重要途径，“柔性引才”被提上制度化议程。

　　“柔性引才”是指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以智力服务为目的，不改变人才原有单位、部门、身份、组织（劳动）关系、人事档案、户籍、社保等社会关系，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吸纳外部人才以短期服务的方式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引进办法，一般采用挂职引才、兼职引才、咨询引才、合作引才、对口支援、候鸟式引才等方式。与人才刚性引进相比，柔性引才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不改变人才原有人事劳动关系，人才与引进方保有契约联系；二是以精准利用人才资源为目的，主要引进智力资源；三是引才方式灵活，引才载体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