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代代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互联网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施瓦布（2016）明确指出当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数字革命发展起来的，而无所不在的互联网正是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交会点和核心产品之一。互联网已经成为“潮涌现象”的泉眼，也是国家级的产业战略选择。各国争先发展互联网网络铺设和互联网产品开发，2017年，全球的固定宽带用户数已经超过8亿，移动宽带用户已经超过35亿。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合计超过9亿，占全球互联网用户的30%以上。目前，中国已经拥有全球第一大互联网市场。截止到2017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2010~2017年，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率年均增长3.07个百分点。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化，个体对于网络的应用也从最早的社交网络走向了生活及应用网络，互联网成为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大多数都市人成为“蜘蛛人”。互联网的使用不仅扩大了民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社会认同，也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就业方式。依托“云网端”新基础设施，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全新的商业环境。信息的透明使得企业摆脱规模束缚，各类中小型企业通过平台接入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依托网络平台的“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互联网不仅把闲散的资源进行优化整合，也对劳动力市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就业选择、收入水平等都产生影响。

2019年1月3日发布的

《人口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研究发现

　　1. 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年劳动收入增加46.52%

　　2. 互联网使用对中低收入人群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人群没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使用互联网让处在25%和50%分位数上的就业者的年劳动收入分别提高了11950.23和8371.39元

　　3. 使用互联网的中高技能劳动者收入提高了83.39%，远高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使用互联网对低技能劳动者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对此，绿皮书认为，互联网的使用应：

　　1. 降低数字化门槛以提升劳动者收入

　　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能力差异巨大，我国应当在国家层面降低数字化门槛，提升低技能劳动者对于互联网的基本使用能力，开展大量的互联网技能培训课程，降低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同时，随着新经济和新就业的迅猛发展，新的劳动保护法律亟待出台，新型劳动关系有待确立。但在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干预过程中要警惕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在新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减少直接干预，侧重于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2.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和创新能力以提升劳动力技能

　　互联网使用为高技能劳动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和灵活的就业选择，并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空间。互联网加剧了不同技能劳动者间的结构性失衡，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个体互联网使用和数字人力资本的提高，中高技能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而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收入提高并不显著。考虑到低技能劳动者更可能被技术偏向型的互联网所替代，无论是对于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低学历潜在就业者还是低技能劳动者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劳动力格局都不利于他们的就业前景。因此，随着人口出生率增速减缓，人口老龄化增速加快，只有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人才技能结构，为“中国制造2025”和高端服务业的转型提供足够的人才需求。同时，随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应当更加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在提升技能教育的同时，培育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等本科教育人才和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把“创新能力”作为改善劳动力市场技能人才结构的重中之重。

主编  张车伟

　　本书为“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的第19本。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因此以“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40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布局全书。从总报告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篇（就业、收入分配、劳动力转移），梳理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经济的发展脉络，从人口视角呈现了中国经济40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对未来进行展望，通过新业态——滴滴平台、互联网使用、数字经济、非标准就业等进行阐述，最后引入了一个新的政策工具——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为今后人口与劳动经济发展指明新的统计方向，同时也是指导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