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上海合作组织黄皮书：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8）》。

　　本报告以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为主线，分析了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复杂的地缘战略格局变化，深入解读了国际、地区热点问题和重大事件对上合组织发展的影响，对2017年以来上合组织在能源、人文、经济、安全等领城的合作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上合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如扩员问题、自贸区问题、在“一带一盟”战略对接中的作用、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看法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建议。

　　展望2018年，上合组织仍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主要经济体仍缓慢增长，地区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对各国都造成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之间相互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在如此困难条件下，上合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多，关系不断改善，经济合作不断深入，“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正在稳步推进，新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正在形成。

 

 

　　当前上海合作组织进入磨合期，面临三大任务

　　黄皮书认为，从区域和国际组织扩员经验和上合组织扩员自身面临的风险看，上合组织扩员后需要一个“磨合期”。这个“磨合期”主要有三大任务，即“巩固互信、完善制度机制、落实已签文件”，为推动成员国多边务实外交打好基础，助力本组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新机遇期。

　　第一、巩固互信：坚持“上海精神”和落实睦邻友好条约。

　　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对新成员国履行本组织义务和落实睦邻友好条约进行必要的“补课”和指导。

　　一是严格落实“上海精神”和本组织宪章，深化新老成员国之间团结互信，帮助新老成员国之间建立互利互信、平等协商的成员国关系。

　　二是重点帮助解决新成员国之间，新老成员国之间的边境纠纷、矛盾等。“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首先强调互信是基础，互信是开启成员国边境安定的一把唯一的“钥匙”，边境军事互信是促进成员国睦邻友好的基础。上合组织就是从签署边界军事与互信“双协定”开始，从“上海五国”机制成功走出来的。在磨合期，新成员国应该认真“补课”，要像当年“上海五国”机制那样，从建立双边、多边边境军事互信开始，签署《边境军事互信协定》和《边境裁军协定》，落实成员国双边、多边互信，落实和执行“上海精神”和本组织关于扩员的一系列法律规定，切实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条约，才能正真达到扩员的目的，逐步构筑起睦邻、安邻、友邻的桥梁。开启中印、印巴等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新征程。

　　三是汲取东盟、欧盟扩员的一些教训，妥善处理新老成员国矛盾。东盟扩员时，在吸收越南加入东盟后，也曾经遇到类似的情景，之后，是东盟“集体行动逻辑”的约束力和“东盟意识”的凝聚力解决了越南引发的相关问题。

　　第二、完善制度机制：分析本组织成立以来已签署的条约协议等落实不理想的原因，制定有效措施，持续抓落实。

　　审视上合组织的自身发展情况。自查组织的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一方面，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上，难免存在一些制度和机制缺失，需要进一步完善，如需制定成员国发生突发事件、矛盾纠纷等问题时如何通过本组织的多边机制有效解决，增强上合组织的行动能力建设。另一方面，随着扩员后成员国增加、议题增多等诸多方面变化，上合组织的现有制度规定需要做相应的调整。需要完善在扩员方面的相关制度规定，包括如何引导和约束新成员国履行本组织法律和有关条约等。

　　一是属于上合组织制度不完善的要进行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分析，制定符合地区新形势、新环境和上合组织发展实际的相关制度，如2003年签署的《上合组织区域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为什么落实困难，如何制定区域合作新的制度性安排。如如何完善本组织吸收新成员国、观察员国及对话伙伴国制度规定等。

　　二是属于制度执行层面问题的，要从本组织提高凝聚力的高度，加强对组织发展的人力资源、法律体系建设、各工作委员会和工作小组人员配备等方面工作的领导和推进改革，提高组织本身的执行效率。如建立和完善本组织“突发事件安全预防和处理机制”。防止上合组织内部执行能力下降、决策效率降低。

　　第三、落实已签文件：落实条约协议等完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上合组织至2025发展规划》是在2015年元首峰会期间批准的，是在2011年制定的《上合组织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基础上制定的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近五年是国际环境发生重大调整与转变的关键时期，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乌克兰危机，俄罗斯遭遇欧美制裁，本组织实现首次扩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上合组织的外部和内部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因此，有必要在上合组织步入新阶段，完善和修改上合组织2025发展战略或思考新的未来10年规划。

　　在此过程中，宜以地区和全球战略视角，审视和评价上合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平台作用，还要与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形势、新机遇、新挑战相结合，坚持上合组织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宪章与宗旨，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三类赤字方面，上合组织应该在本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应实施“建设性协调”

　　黄皮书认为，随着扩员和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年轻的国际组织在自身建设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在《宪章》中增加“建设性协调”的条款，以有效解决上合组织自身能力不足问题，有利于本组织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建设性协调”政策是指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基础上，在成员国发生突发事件时，依据成员国的需求，采取“有限的、有效的、及时的”调解措施，以利于成员国的安全与稳定。这是一种“灵活性”的政策措施。

　　“建设性协调”政策与“不干涉内政”并不矛盾，这是区域大国责任的具体体现。在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帮助成员国调节矛盾、缓和危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引导事态向和平稳定方向发展，这是“建设性协调”政策的主要内容。否则，如果不管成员国发生冲突混乱到什么程度都不给予关心与过问，也是区域组织或大国缺乏责任的行为。增加上合组织的“建设性协调”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因素考虑：

　　一是在2003年至2005年间，中亚国家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等情况下，当时成员国都希望本组织有所作为，但是，在上合组织“不干涉内政”原则指导下，本组织只能做些外围的工作，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或者是束手无策。

　　二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矛盾问题，在塔吉克斯坦与有关成员国存在水资源矛盾等情况下，上合组织都难以发挥建设性协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成员国互信与团结，也影响本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对外形象。

　　三是本次扩员以来，暴露出中印、印巴之间的边境争端等问题，已经凸显成员国之间互信不足，如果不能给予有效的协调与化解矛盾，本组织未来发展将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因此，建议在本组织框架下成立“成员国突发事件处理与协调机制”，从本组织的长远发展和生死存亡的高度看待确立“建设性协调”政策的重大意义。

　　上海合作组织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试验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是人类应该共同关注人类生存环境，共同谋划人类发展问题，共同享用人类发展成果，共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支柱”是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共同安全。有了共同的利益之后，为了维护共同利益就会承担共同的责任，有了共同的利益和责任之后，就会产生构建共同安全环境的意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理念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上海精神”与“思路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通。上合组织经过16年发展，在组织理念、安全合作、经济合作、人文合作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果，为打造地区命运共同体夯实了精神基础和物质基础。

　　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试验区”，成员国应积极推动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

　　在理念共同体方面，“上海精神”是成员国的共同理想和追求，上合组织《宪章》是成员国的共同法律遵循。

　　在利益共同体方面，成员国在区域产业发展上具有梯度效应，区域能源等经济结构上具有互补性，在发展工业方面有互惠互利为基础的共同合作愿望。

　　在责任共同体方面，维护成员国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维护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是成员国长期以来一直高度认可的首要责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加人民福祉是成员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共同责任。

　　在安全共同体方面，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坚持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而不追求绝对安全的“新安全观”是成员国的共同的安全理念。

　　打造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应主要从三方面考虑：

　　一是从政治层面，无论新成员国，还是老成员国，应该拆除意识形态的藩篱，放弃社会制度的对立，尊重不同的文化差异。各成员国政党之间应加强执政经验交流，互学互鉴，共同进步，加强各国政党领导和政府治理能力，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维护成员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繁荣。

　　二是从经济层面，支持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反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地区贸易壁垒，推进交通运输便利化，加强成员国经贸合作与相互投资，打造上合组织地区利益共同体，地区经济共同体，逐步形成区域统一的经济空间。为成员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切实改善成员国人民生活水平、增加福祉。

　　三是从文化层面，尊重各成员国文化差异，宗教差异，种族差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相互学习借鉴，倡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共同发展，加强成员国民间交往，促进成员国民间融合和理解。

　　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大有可为

　　黄皮书认为，近年来，世界油气生产和消费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能源行业生产消费低碳化进程加速，国际油气市场的价格机制、贸易格局、政策走向以及各公司的投资策略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将给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后的能源合作带来深远影响。

　　这其中有一些新的趋势尤其值得引起关注：

　　一是世界石油市场开启再平衡之路，油气市场开始缓慢复苏。

　　二是世界油气生产消费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中，将进一步重塑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格局。

　　三是产油国加快能源行业改革步伐，将为世界各国加深能源领域合作提供历史性机遇。

　　四是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加速，能源低碳化将构成石油行业中长期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

　　上合组织国家之间在能源资源禀赋和能源消费需求上的差异以及便利的地理区位优势，为各成员国深化能源合作提供了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能源合作已成为上合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方向之一。能源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紧密，合作更有深度，朝着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合作迈进，在能源合作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未来，上合组织国家能源合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深化油气供需双方的合作，努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二是深化油气贸易及资源采购领域的合作，共同谋求价格安全。

　　三是深化清洁能源技术和装备等领域的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

　　环里海能源带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源合作市场

　　黄皮书认为，在全球油气市场格局中，环里海区域丰富的能源资源引起周边和世界大国的极大兴趣，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美国、欧盟等。它们纷纷建立自己主导的各种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和人文合作，其中既有经济利益，也有一定的地缘战略意图。

　　当前，中亚能源开发存在“三向一体化”趋势，其中欧美主导的“西向一体化”，希望中亚各国的能源输出绕过俄罗斯，直达欧洲，降低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则继续把中亚当作自己传统的势力范围，力主“北向一体化”，通过修建田吉兹-新罗西斯克输油管道等措施，使得中亚诸国进一步增强对其依赖性；而“东向一体化”则是中国希望看到的，中亚各国也希望借助能源合作与中国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

　　从中亚能源开发的“三向一体化”格局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亚地区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相当激烈。对里海地区的油气生产国来说，他们一定不希望看到某一方面的势力取得“独霸”，也不希望对某一方造成过度依赖。所以中亚诸国一定会采取务实的态度，在欧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使得各方势力互相制衡，从中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近年来，中亚诸国一直在各种管道建设方案中进行权衡，以获取最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可以预见，该地区能源输出多元化的势头将延续，未来在“三向一体化”的基础上，或许还会出现中亚油气管道向东通往太平洋、向南通往印度洋等多种可能性，这意味着中亚地区可能会成为一个日益开放而非封闭的能源市场，关于环里海油气的激烈博弈也仍将继续。

　　石油人民币或天然气人民币当前不具有可行性

　　黄皮书认为，建立“石油人民币”或者“天然气人民币”体系将是人民币主权货币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崛起的新路径，也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作为长远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测算了“四种情景”：情景一，假设石油人民币首先覆盖俄罗斯的石油贸易，那么在“三元格局”（美元、欧元、人民币）和“双峰格局”（美元、人民币）下，人民币全球支付的年度规模将分别获得245.6亿和368.4亿美元的增量。情景二，假设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接受石油人民币，那么在“三元格局”和“双峰格局”下，人民币全球支付的年度规模将分别扩大到453.9亿和680.9亿美元。情景三，假设沙特的示范引起OPEC的整体效仿，“三元格局”和“双峰格局”对人民币全球支付的扩大作用将分别升至1314.4亿和 1971.7亿美元。情景四，假设全球石油出口国（除美国外）普遍接受石油人民币，则在“三元格局”和“双峰格局”下，人民币全球支付的年度规模预计分别增加到2236.5和3354.7亿美元。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黄晓勇则认为，随着全球天然气供给宽松、天然气在能源消费比重的上升、LNG的发展使天然气贸易更趋便利化等因素影响，为构建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时机提供了历史契机，天然气人民币可以避开与美国争夺“石油”定价权，相对容易实施。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油气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是有可能的。但就目前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先进的军事、文化、科技等强大的综合实力。只要稍加留意，真正抛弃“石油美元”体系的国家并不太多。

　　为何人民币在短期内很难动摇美元霸主地位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石油输出国家是受到美国严厉的经济制裁后，才发狠用人民币或欧元来计价石油，影响力十分有限（笔者从与某石油公司在委内瑞拉工作的员工沟通得知，即使在委内瑞拉目前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仍不太情愿用人民币交易石油）。同时，即使沙特等海湾国家同意在出售石油时用人民币结算，也只是针对向中国出售石油产品时用人民币结算，并非是在石油结算时全面弃用美元，沙特等国也非常清楚，弃用“石油美元”的后果很严重。

　　此外，无论是“石油美元”或是“石油人民币”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整套期货交易、定价中心等体系的支撑。当前我国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外汇体制方面存在一定障碍，试想中亚某国家拿到“石油人民币”之后，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尚且不足，其在全球其他地方购买商品必然面临诸多不便之处，或许还需兑换成美元（中间还要面临着汇率波动风险）。

　　从长远看，无论是石油人民币体系还是天然气人民币体系，都不仅仅是把人民币作为一种交换油气商品的货币，石油人民币体系或者天然气人民币体系的真正建立，需要很多前提条件。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起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和天然气交易中心。

　　目前我国在石油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2017年5月就开始宣称即将上市的人民币原油期货至今没有上市，而从日本Tocom、俄罗斯Moex、印度Mcx等原油期货交易所不太成功的实践看，要建立一个成熟的原油期货交易所是非常困难的，我国天然气交易中心离真正发挥价格枢纽功能也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海合作组织可以在东北亚发挥积极作用

　　黄皮书认为，上合组织在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安全领域具有一定的潜在作用，有助于改善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但也面临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整体安全观的角度协调上合组织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与发展问题。

　　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地缘关系的角度看，中国、俄罗斯和蒙古国既可以被划定为东北亚国家，也可以被视作中亚国家，其中中俄两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和主导国，蒙古国也是上合组织的首任观察员国，在东北亚域内的六个国家中，已有三个成为上合组织大家庭中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看，东北亚国家与上合组织具有明显的“血亲关系”。随着上合组织的日渐成熟和发展壮大，面向整个亚欧大陆已经成为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推动与东北亚区域的融合，加快与亚太国家的合作将成为上合组织发展的潜在方向之一。

　　基于东北亚地区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复杂的安全形势以及上合组织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发挥上合组织在东北亚地区稳定与安全领域的潜在作用将更加现实。

       1、 发挥上合组织新安全观在地区实践中的作用。

　　上合组织的新安全观是新时期中国在地区安全领域的成功实践，它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提供了以多国共同倡导、安全优先、互利合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集中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其核心理念有助于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是符合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潮流的国际安全模式。上合组织的新安全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契合了东北亚国家的安全诉求，有助于东北亚国家打破现有的安全困境，加强各国之间的沟通与协商。

       2、 上合组织的多边合作效应有利于东北亚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

　　通过多边合作的沟通与协商，将各国融为一个并肩合作、携手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东北亚国家地理毗邻，经济往来密切，各领域交往频繁，走向命运共同体是东北亚地区构建可持续安全环境的正确选择，发展多边合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手段。

       3、 上合组织的机制可以推动东北亚地区的制度化建设。

　　经过16年的建设与发展，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建立了元首理事会、总理理事会、部长理事会、国家协调员理事会或高管会、专家或专业工作组的五级会议机制和秘书处以及地区反恐怖机构两个常设执行机构。在安全领域，上合组织也形成了多级别多部门的会议机制。东北亚地区在制度化建设方面相对落后，一方面缺少高级别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另一方面现存机制的覆盖范围和领域也相对有限，无法为区域发展提供保障，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制度化建设应该成为东北亚地区发展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4、 上合组织对接“一带一路”的经验可以为东北亚国家提供借鉴。

　　上合组织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仅是二者实施对接的先决条件，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与“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方面的真正融合才是实现有效对接的关键。借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成员国提升了本国经济、改善了民生、扩大了国际影响。在当前“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合作范围的背景下，东北亚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已经变得非常现实，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可以为深化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一带一路”战略向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亦有利于推动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扩大上海合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总之，作为两个相邻的和拥有众多相似点的“大”区域，中亚和东北亚在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上会产生一定的“共鸣”。上合组织在中亚地区的成功实践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借鉴意义应该是积极的，并且可以为东北亚地区提供更多的潜在“公共产品”。例如，在接纳印巴两国为正式成员后，上合组织已经拥有了四个拥核国家，未来该组织在推动核不扩散和应对朝核危机方面可能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让俄罗斯和中亚有更多出海口

　　黄皮书认为2017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完成首轮扩员，正式接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后，为中亚国家维护域内安全稳定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特别是在解决本地区极为棘手的阿富汗问题上增添了更多选项。

　　自中亚国家独立至今，寻求便利出海口、融入区域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目标始终未发生改变。印巴两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为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走向印度洋提供了更为快捷的出海通道，被中亚国家视为发展能源出口多元化的积极因素。

　　与此同时，中亚国家认为，扩员增加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内部协调成本。首先，扩员后的上海合作组织拥核成员国从两个增加到了四个，同为拥核国的军事政治地位增加了组织内部的协调难度，特别是中印、印巴间还存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边界领土争端。其次，在阿富汗问题上，印巴两国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二者意见往往相左，形成统一对阿政策难度很大。再次，上海合作组织官方语言为汉语和俄语，印巴两国官方语言则为英语，且缺少懂汉语和俄语的外事人员。

　　上海合作组织的高频词（安全、经济、人文）

　　黄皮书根据数据挖掘法，即通过对16份《元首宣言》提取高频词来定位上海合作组织的预期合作目标，并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预期合作目标进行排序分析。

　　若取中位数，安全、经济、人文（文化）在每次《元首宣言》出现的频率分别为13、8和1次。“安全”一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年份是2014年共计23次，出现最少的年份是2003年和2005年。从2002年至2017年可以看到，安全始终在高位徘徊，经济合作次之，人文合作始终在低位。

　　安全与经济合作最接近的年份在2012年，差距最大的是2008年、2014年，原因是2008年发生了俄格战争，2014年则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美俄关系恶化。不过，2017年人文交流合作开始超过经济合作，且有潜在的发展势头。造成这种发展趋势的原因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从中受益，但意识到需要加强人文交流。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也分散部分取代了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可见，若根据统计数据来分析，那么在2002年至2017年间的《元首宣言》中，安全问题是上合组织峰会的重心，其次是经济问题，人文（文化）则是峰会关注最低的领域。

　　《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意义重大

　　黄皮书认为，2018年是《上海合作组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10周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签署4周年。这一重要条约及其附属文件的签署，是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进程中内部建设的一件大事。一方面，这一重要文件确立了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准则，使维护成员国间的良好关系有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将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思想推广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系层面，使其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和支持。

　　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完成了第一次吸收新成员程序的完成，理解和执行《上海合作组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显然具有更加现实的需要。今天，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困境，欧亚地区经济、安全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成员国所在区域扩展至南亚、印度洋的上海合作组织虽然拥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但是在增加了新成员前提下的组织内部关系面临着磨合与调整。在这样一个内外变化交织发生作用的时期，《上海合作组织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仍对成员国构建新型关系有关重要指导意义。

　　首先，这部条约表明了各成员国与现行国际政治秩序的建设性关系。

　　在条约前言部分中，成员国明确表示“认识到必须尊重当今世界文化文明的多样性，重申为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为本组织成员国持续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既表明了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对现行国际关系的尊重，也强调了为争取更有利发展条件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决心。

　　其次，协调了成员国对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态度。

　　在条约中明确表述，成员国“认为全球化进程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使各国的安全与繁荣紧密相连，认为新的安全挑战与威胁具有全球性质，只有共同努力，遵循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与机制才能有效应对”。这是一个关于世界与时代的重要共识，以条约形式达成并保持成员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高度认同，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及其成员国正确对待全球化深入发展及其引发的问题和挑战的重要认识前提。

　　第三，对成员国应有关系做出制度性规范。

　　这一内容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占有最多篇幅，从组织法规的高度将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纳入建设性组织框架内。从条约的第三条到第十九条，规定了成员国相互之间在不同国家政体、发展道路选择、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上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以及各成员国在安全、经济、人文领域中应有的合作态度与合作方式。第四，保障了各成员国作为独立国家主体与国际社会的正常关系。条约第二十条规定，“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作为其他国际条约参加国的权利和义务”；第二十一条规定，“为执行本条约，缔约各方可在共同感兴趣的具体领域签订国际条约”。将这一原则写进条约，充分体现了上海合作组织作为新型国际合作组织对成员国主权的尊重和保障。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继《上海合作组织宪章》之后的又一部关于本组织及成员国与国际社会和内部关系准则的正式法律文件，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的中期发展阶段里为维护成员国之间良性关系和本组织内部的政治互信与团结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积极推动“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发展

　　黄皮书认为，中国崛起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很好地解决国内发展的问题，这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基础。中国也不应该把未来中俄战略协作的出发点建立在美国已经衰落的基础上。中国已融入当代国际体系之中，正在稳定地从现存体系当中获利。在应对全球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将使得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国际体系。在应对国际危机的问题上，中国更愿意在多边组织框架内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作用，建立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支点的国际合作平台。因此，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对于在构建欧亚经济伙伴关系过程中俄罗斯展现的国际观，我们应客观全面的分析，同时，我们应坚持建立上合组织时的初心，即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依托。

　　欧亚经济伙伴关系的构建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出口，实现国外市场的多元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也为地区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过去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中国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口商品累计超过340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地区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近150亿美元。今后，通过在上合地区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投资办厂、收购企业、建立高科技园区、带资承包工程等，我国对这一地区的投资还会增加，从而带动和扩大我国商品和劳务的出口，使该地区成为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方向。

　　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成就斐然

　　从2001年到2017年，各成员国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为指导，共同努力，携手并进，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区域经济合作法制化和机制化建设基本完成

       1. 确立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基础。

　　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先后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律文件，其中主要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2001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2003年9月）、《(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实施措施计划》（200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2009年10月）、《上海合作组织中期发展战略规划》（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至2025年发展战略》（2015年7月）、《2017—2021年进一步推动项目合作的措施清单》（2016年10月）等文件，明确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在此基础上，成员国还在海关、交通运输、金融合作、电子商务、农业等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2. 建立了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截至目前，上海合作组织已建立经贸、交通、财政、央行、农业及科技等多个部长级协调机制。在经贸部长会议下设立了高官委员会和七个专业工作组，包括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信息和电信专业工作组等。组织框架内还成立了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间联合体，为促进各国实业界合作及相互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总之，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为区域经济合作向前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保障。

　　（二）区域经济实现快速增长。

　　2001-2017年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大幅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史发展中的一大亮点。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6个成员国（中、俄、哈、乌、吉、塔）GDP总额约为12.63万亿美元，比2001年的1.67万亿美元增长了7.56倍。2017年中、俄、哈、乌、吉、塔六国GDP比2001年分别增长9.1倍、4.8倍、7.1倍、7.2倍、4.7 倍、6.58倍，均实现跨越式增长，增幅皆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此外，2017年新加入的成员印度、巴基斯坦GDP分别为24390亿美元、3044亿美元，同比增长7.2%和5.3%亦保持着上升势头。总之，经过16年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三）区域贸易规模迅速扩大。

　　自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无论区域整体贸易，还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均实现高速发展。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贸易总额为4.90万亿美元，2001年这一数字则为6720亿美元，增加了7.2倍。其中，中、俄、哈、乌、吉、塔六国的贸易额分别比2001年增长8.2倍、3.73倍、3.7倍、4.5倍、5.9倍、2.6倍。印、巴加入后，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则达到5.719万亿美元， 区域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

　　成员国间贸易联系日益加强，相互成为主要贸易伙伴。2017年，中国与各成员国贸易额达2168.96亿美元。。其中，中国成为俄、吉、印、巴第一大贸易伙伴，哈、乌、塔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中俄、中印双边贸易额分别占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的38.7%和39.4%。（见表1）与此同时，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的贸易额在各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中的比重均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上升，区域内贸易比重明显增加显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成效。

　　（四）区域投资稳步推进。

　　16年来，随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成员国的投资潜力逐渐显现出来，对于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区域吸引外资的规模呈现快速上升势头。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六个成员国FDI流量总额为1787.71亿美元，比2003的636.99亿美元增长2.8倍。在外资流入加快的同时，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也大幅增长。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9月底，中国对各成员国累计各类投资超过846.2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乌、吉、塔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成为俄、哈第四大投资来源国。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对华投资日渐活跃。截至2017年9月，各成员国来华投资总额累计达20.6亿美元。此外，相互投资领域、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呈多元化态势。投资领域由资源开发、农业、加工业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机械制造业、服务业等；投资形式方面，除直接投资外，还有中长期贷款、股权、财务投资、合资基金以及对外援助等多种形式；从投资主体看，为数众多的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亦积极参与了区域经济合作。区域投资合作的扩大极大地带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促进了区域贸易的发展。

　　（五）便利化取得明显进展。

　　一是，制度性安排逐渐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贸易便利化工作组完成建章立制并已召开三次会议，为研究制定贸易便利化切实举措奠定基础。二是，互联互通建设成效大。2014 年各成员国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该协定有利于提高成员国过境运输潜力，深入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提升成员国间经贸合作水平。近三年，一系列互联互通项目在俄、哈、乌、塔等国“开花结果”，中欧班列、双西铁路、安格连—帕普铁路卡姆奇克隧道、达特卡－克明”项目、艾尼—彭基肯特高速公路和瓦亚铁路项目等一批示范性基础设施领域项目顺利完成，连接本地区的能源、交通、电信等网络初显轮廓。三是，海关通关、支付结算、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化皆取得进展。成员国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信息高速公路和利用电子签名进行跨境电子合作示范性项目达成共识，极大地提高了双边及多边贸易的便利性。中国与俄、哈、塔、巴还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7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有限公司在莫斯科正式启动人民币清算行服务，进一步便利人民币在中俄经贸中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