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华日本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8）》。

　　2017年，伴随世界经济回暖、国内刺激经济措施产生效果及结构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日本经济持续温和复苏。在第48届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公明党的执政联盟赢得2/3以上绝对多数议席，日本政坛“一强多弱”格局加剧，安倍向实现“超长期执政”目标更进一步。在安倍政府强力引导下，日本国家政治范式较以前发生重要变化，大战略自主创新与国家姿态空前自立和高调，修宪进入实操阶段，进攻性安全防务政策渐次实施。

　　对外战略上，面对伴随“特朗普风险”而来的国际战略环境系统性压力，安倍内阁以“朝鲜威胁”为抓手，推动日美欧战略协调，引“北约因素”入亚太，全面坐实“新安保法”；重视东南亚、中东及非洲外交，强化与英法的“2+2”安全磋商机制，构建日澳“准同盟”关系；积极主导“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推动“印太战略”构想，从经济、政治两方面争夺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与规则制定主导权。

　　2017年，中日关系出现积极改善动向，多层次对话渐进开展。中方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明确提出了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努力化解矛盾、改善关系的建设性意向。日本对华政策出现策略性调整，对“一带一路”转趋积极，但呈现“两面下注”的手法，力求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的同时，在东亚安全层面加强对华制衡力度。中日关系在经贸领域出现积极动向，双边贸易呈现回暖迹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触底企稳，中国对日投资较为活跃。日本经济界积极探讨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并对“一带一路”构想表现出浓厚兴趣。

　　2017年，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进一步加剧，其影响波及各个方面。结婚率下降，家庭规模缩小、育儿及养老压力增大，人口持续向东京圈集中，中间阶层缩水、低收入阶层扩大等问题凸显。文化热点所反映出的少子老龄化、社会阶层固化、女性就业环境等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此背景下，“超智慧社会——社会5.0”政策得以确立，高新技术成果进入社会服务领域。

　　展望2018年，影响日本政局走向的国内政治议题，一是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安倍将致力于连选连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统筹内政外交，推动改善与邻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二是各方政治势力能否就自民党修宪提案形成2/3多数共识，并在国会提出修宪动议。受制于自民党总裁选举等“维稳”因素，估计年内动议修宪难度较大。

　　安倍将借“超长期执政”为实现修宪、从安全军事领域切入推动国家战略转型的政治夙愿而竭力。日本对外战略中“如何应对中国”的课题越发凸显，中日两国在地区多边层面以秩序、规则为焦点的战略角力将向纵深发展。两国将借《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契机推进关系改善，但前景仍不明朗。

　　2018年，日本经济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复苏根基仍不牢固，居民消费能力难有明显提升，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存在，企业加薪趋缓。受企业造假丑闻影响，制造业信誉接连受创，这将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外部形势看，国际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多，外需能否持续拉动日本经济增长尚存变数。

　　中日经济竞争趋势将进一步发展，但两国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互补，特别是在地区局势紧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共十九大确立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日两国都致力于结构转型及创新商业模式的形势下，改善中日经贸关系的必要性增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度和维度将进一步拓展。

 

　　中日关系明显转暖，战略博弈持续深化

　　2017年伊始，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动作不断，导致中日关系“低开”。年中开始，中日之间良性互动增多，关系逐步回暖，全年得以平稳收官。一是日方频频就改善关系释出积极信号，表示愿在“带路”框架下展开对华合作。二是两国领导人多次会面，高层互动增多。三是两国各领域、各部门对话全面重启，各层面交流恢复活跃。

　　但是从深层次看，中日关系的突出敏感问题未获真正解决，分歧仍然严重。一是围绕东海钓鱼岛的对峙未见缓解。2017年2月安倍访美，与特朗普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拉美国为其非法领土主张背书。4月，日本正式实施《有人离岛保护相关特别措施法》，以加强对“有人离岛”的支援和控制。10月，安倍内阁决定，从2018年起在中小学实施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将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标明为“日本固有领土”，并在内阁官房网站上刊载“学校辅助教材”，以“充实关于日本领土的教育”。针对日方相关动作，中方坚决维护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据中国国家海洋局官网，2017年共计在钓鱼岛海域巡航执法28次。

　　二是日本安全军事政策“锁定中国”，以中国为假想敌强化“西南防卫”。安倍内阁以中国军力发展为参照，优先发展海上与空中作战力量，重视部队快速部署能力，促进陆上作战力量快反化、两栖化；积极强化覆盖冲绳以远离岛的侦察、监视网络，部署新型预警机，重组战斗机部队，包括在冲绳新设第九航空团，在与那国岛推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2017年3月，日本水陆机动团教育队在长崎县佐世保市陆上自卫队相浦基地成立，标志着“日本版海军陆战队”距正式成军仅剩一步之遥。8月，日本内阁会议批准2017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借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

　　三是在地区多边层面，日本积极推动“印太战略”构想，以对冲反制“带路”倡议。2016年8月在于肯尼亚举行的第六次非洲发展会议(TICAD)上，安倍首次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概念。特朗普上台后，安倍内阁刻意以“日美印澳共同构建地区秩序”战略思路“引领”美国地区政策调整。2017年11月，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确认，“基于法律主导的自由开放的海洋秩序是国家社会安定与繁荣的基础”，要求各国“在尊重航行自由和国际法规定的前提下利用海洋”，称“将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合作机会，力争建立一个自由、公正与互惠的印太地区”。这表明“美方作为新的对亚洲战略，与日本统一了步调，意在对抗中国的‘带路’经济带构想”。

　　总之，当前中日关系的积极变化体现出两国都有改善关系的需求与愿望，但中日关系要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需要双方相向而行，付出巨大努力。从日方看，国际战略环境变化与国内政治需要促使安倍内阁急于改善对华关系，但其借口地区热点、以安全转型为突破口谋求走向“新天皇”“新宪法”下的“新日本”脚步不会停歇。在日本2018财年预算案中，防卫预算达到5.19万亿日元，较2017财年（5.12万亿日元）增长约1.3%，实现自安倍再次执政以来的六连增，创历史最高记录。

　　2018年，日本兵力规模达3000人、首个以“夺回被占离岛”为专项任务、号称“尖阁专门防卫部队”的水陆机动团将正式成军。日本将出台第三部《海洋基本计划》，把“印太战略”概念纳入其中，进一步关注海洋安全领域，加强“领海警备”。作为整体海洋计划的“切片”，“离岛方案”步步升级，离岛被作为日本扩大海域管理的根据地。2018年，安倍内阁将提前修订2013年出台、原本为期10年的现行防卫计划大纲，以进一步增强战力，强化日美同盟，扩大海外行动范围。

　　从宏观综合角度看，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显示出经贸领域与安全领域之间、双边层面与多边层面之间明显自相矛盾的双轨、两面特征。一边急于推动实现领导人互访、给中日关系加温，一边在海洋岛屿争端中步步为营，强化战略性针对性部署；一边对“带路”倡议积极表态、借此地区合作平台扩大对外投资与出口，一边加紧推动美日澳印四国对话机制，试图主导地区秩序构建与规则制定，对冲反制“带路”倡议。凡此种种，都增添了中日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从深层次看，中日之间在原有突出敏感问题未获解决的同时，两国在地区多边层面以秩序、规则为焦点的战略角力正在向纵深发展。

　　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中日关系有望缓和

　　蓝皮书称，2017年，日本对华政策进行策略调整，呈现“两面下注”的手法，力求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的同时，又在东亚安全层面加强遏制中国的力度。这表现出日本一贯的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依旧存在，仍未走出左摇右摆的外交困境。

　　安倍政府一贯奉行对华“两面下注”的手法，虽然声称重视中日关系，却以“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这不仅使得中日关系屡次陷入“反复恶化”的恶性循环，而且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这也反映出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外交困境”。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够拿出实际行动，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诚心诚意发展双边关系。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任”。这一表态表现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意向。近来，中日关系趋于缓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有所落实，双方恢复多层次对话及交流。近来，安倍对“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在东亚安全层面加强遏制中国的同时，力求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日本以“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为契机力促开展日中高层来往，试探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开始启动对华各领域的全方位外交对话与磋商。

　　事实表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向国际社会策略性展现缓和中日关系的姿态，力图将恶化中日关系的原因归咎于中方，以此展现日本“价值观外交”“战略性外交”的策略手段。安倍对华策略的意图在于，力求依托日美同盟及南海声索国海洋安全合作行遏制中国之目的，又想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合作利好谋求经济利益。对此，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亦有不同意见。2017年两次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向安倍政府呼吁要推动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强调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有潜力的构想”。2017年12月的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达成的《共同倡议》指出，愿不断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第三方市场推动中日企业间的合作；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积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也组团访华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日区域合作方式。中方意识到日本经济界和执政党联盟内部有改善对华关系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改变对华遏制政策，从东亚共同利益出发共同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当然，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稳定要素，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路仍将曲折坎坷。正如2018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够政治上讲信用，行动上守规矩，切实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并且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落到实处”。安倍政府理应顺应财界借力“一带一路”谋求互利共赢、执政党联盟内部对华缓和意向，综合国内外局势调整对华政策，不再渲染“中国威胁论”，彻底抛弃“两面下注”的手法，尽快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轨道上来。只有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才是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正道。

　　安倍的内外自主性举措带动日本国家“大政”及战略转变

　　蓝皮书称，日本政治能否再保持正确的航向，引导国家免入歧途，也许过去的2017年和已到来的2018年，当若干年后回头看时，会发现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变化节点。

　　2018年是日本政坛无众议院选举、参议院选举、统一地方选举的政治“小年”，在野党继续“多弱”并分化组合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自民党独大及自公联合执政的态势当能得到固化并维持一段时间。进入2018年后，由于相关丑闻的再度发酵，安倍“一强”态势一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和削弱，但由于在党内缺少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以至自民党多位大佬在2017年10月大选结束后宣称“安倍之后仍是安倍”），加之第二大派系麻生派与安倍为结盟关系，支持安倍连任党总裁的自民党议员仍然远多于支持其他潜在候选人的议员数，这使潜在的对手或接班人如石破茂、岸田文雄、麻生太郎等都相形见绌，而年轻一代的领袖，如小泉进次郎和河野太郎等的崛起尚需时日。因此，如果接下来的数月内拉升支持率的动作能够见效，安倍在2018年9月第二个党总裁任期届满后实现连选连任也并非不可为之举。

　　对于安倍来说，内政权力的巩固有利于其实现自身的政治信念和国家目标。安倍从其第一次执政的失误中吸取了教训，2012年第二次上台后一直试图保持耐心，这似乎得到了某种回报。安倍在担任首相第六个年头的2017年，已经见证了自民党五次成功的全国选举。尽管没有兑现“安倍经济学”的承诺，但安倍内阁仍享有较高的支持率，自民党在公众舆论方面的领先优势也超过了所有在野党。即使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安倍也表现出了某种顽强的的恢复元气的能力。安倍政府的弹性，让安倍在到目前为止的五年任期内实现了他所希望的大部分政治议程。

　　安倍强势推进修宪的进展，是2018年日本政治的重大焦点。年内两次国会期间的修宪进程及动向，将是重要看点。安倍虽急于在2018年内发起修宪动议，但也面临不少风险和阻力，至少必须跨越“三道槛”：统一自民党方案、自公两党协商一致、顺利发起动议。2018年，自民党将迎来总裁选举，如果自民党内对修宪持慎重的声音增强，安倍也有可能因选举而推迟修宪日程。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因受修宪问题连累导致支持率下降，其党内出现不满的声音，该党的抉择将影响修宪问题。日本民调一直显示，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国民仍占多数。在时间较紧、讨论不充分的情况下，安倍强推修宪将引发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党的强烈批判和抵制。尽管自民党仍在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占据压倒性多数，但安倍必须更谨慎地对待党内和党外的不同意见。这可能会对安倍在修宪等引起巨大分歧的问题上产生不小的影响。2019年4月天皇将退位，在此之前发起修宪动议可能存在引发政治混乱的风险。2019年夏季参议院选举之后，修宪势力如果无法保证继续占据国会2/3以上议席，修宪难度更会增加。

　　经过2017年10月的选胜后，安倍获得进一步“长期执政”的可能性，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来兑现他的政治承诺和重头任务：经济发展、修改宪法。对于安倍来说，要使日本能够在亚洲和世界保持其地位，那么他在以上两方面取得成功将至关重要，尤其是后者——广义上还包括“正常国家化”和“军事大国化”进程。照目前的趋势，如果安倍连续多年从内外两方面推进“正常化”与“大国化”的扩张型举措，到2021年，一个与之前大为不同的日本将可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环境和认知急剧变化之际，安倍在改变国家政治生活及安全外交政策上究竟要走多远，仍然是一个存在变数的重大问题。

　　安倍提出“自卫队入宪论”，但修宪也难一蹴而就

　　2017年伊始，安倍在自民党新年工作启动会上即表示，要以宪法实施70周年为节点，将修宪推向实际操作阶段：“宪法实施至今到了70年这个节点，希望今年就符合新时代的宪法应是怎样的宪法加深讨论，并以具体形式体现出来。”元月20日，安倍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再次提及修宪，称“要在宪法审查会上深化具体讨论”，以展示“面向下一个70年，要把日本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此后，安倍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加速修宪的意愿。5月1日，安倍在东京“制定新宪法推进大会”上发表演讲，称“时机已经成熟。现在需要的是具体提案。是时候自信地向民众展示理想宪法的具体内容了，必须获得确实的结果”。5月3日，在《日本国宪法》实施70周年之际，《读卖新闻》以《宪法修改以2020年实施为目标》为题发表对安倍采访内容。采访中安倍首次言及修宪具体内容及时间目标：“将自卫队明文写进宪法、以2020年实施新宪法为目标。”同日，安倍在右翼团体“日本会议”集会上发表视频讲话，再次强调修宪时机业已成熟，希望于2020年施行“新宪法”。

　　安倍版修宪方案核心内容包括：第一，修改宪法第九条，在保留第一、第二款的同时，明确写入自卫队的存在；第二，创设“紧急事态条款”；第三，接受日本维新会主张，为实现教育免费化而修改宪法第二十六条。其中，第一点是核心。安倍明确表示：“（实现）自卫队合宪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新宪法的核心是在宪法第九条明文确定自卫队的地位”。5月21日，安倍进一步细化修宪时间表，称自民党将在年内拿出修宪草案。6月24日，安倍在神户市演讲时明确提出，“希望在秋季临时国会结束前向众参两院宪法审查会提出（自民）党的具体修改方案”，要求自民党加快制定本党修宪草案。安倍一再促压，加快了自民党内酝酿修宪草案的节奏。6月21日，自民党修宪问题专门责任机构宪法修改推进本部召开全体会议，首次在该党全体国会议员范围内讨论安倍版修宪方案。本部长保冈兴治表示希望能在2018年例行国会会期结束前提出修宪动议。6月23日，保冈进一步明确提出：“自民党修宪方案将在2018年向例行国会提出，若审议进展顺利，将以2018年6月（例行国会会议末期）提出修宪动议为目标。”

　　众议院选举后，修宪条件更加有利，2020年实施“新宪法”的目标开始进入倒计时。众议院选举次日，安倍即表示要与小池率领的第二大在野党“希望之党”等联手，努力就修宪问题达成共识。

　　但是，安倍修宪面临各方阻力，难以一蹴而就。从主流民意看，多数日本民众关注点不在修宪，也不主张修宪。安倍推动修宪不仅遭到左翼在野党反对，而且执政联盟内部公明党也持谨慎态度。2017年12月6日，日本参议院宪法审查会时隔约一年重启，围绕修宪展开实质性讨论，各党主张分歧明显。自民党强调修宪的必要性，要求将自卫队的存在明确写入宪法第九条。在野党中，日本维新会、希望之党表示将积极参与修宪讨论，民进党、日本共产党和参院党团“希望之会”则反对修宪。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保持缄默。公明党对安倍“自卫队入宪论”一直未置可否，众议院选举后该党席位减少，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态度更趋谨慎。党首山口那津男对媒体表示，修宪“应以2/3以上（而非过半数）国民的赞同为前提”，而“目前仍缺乏国民的理解和认同”，敦促安倍和自民党不要急于推进修宪进程。

　　尽管朝野修宪势力大都主张修宪，但围绕修什么、怎么修，各方莫衷一是。根据众议院选举后日本共同社对409名当选议员进行的问卷调查，赞成修宪的有349人，占比达到85.3%，而赞成安倍版修宪方案的比例为63.8%，二者之间明显存在差异。在自民党内部，各派之间对修宪存在“温差”，修宪路径的选择又与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安倍版修宪方案未获广泛支持。自民党政调会会长、岸田派会长、前外相岸田文雄2017年11月14日在东京发表演讲，强调为使修宪得到各政党广泛理解，必须展开充分讨论，“导致国会一分为二对立的讨论并不好。细致的讨论看似绕远，但也可能是最佳捷径”，“希望首先专注于拿出自民党的结论”。岸田回避为自民党向国会提交修宪草案制定时间表，并且提醒安倍，2019年将面临统一地方选举、参议院选举以及提高消费税率等重要日程，“对日本来说是堪称关键的重要年份。能否克服难关，政治力量将受到考验”。11月20日，岸田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不能为了修改而修改，应当认真仔细地反复在国会和各党会议上进行讨论”。就修宪路径而言，安倍提出自卫队“入宪”同时保留第九条原有内容的方案，是为减少修宪的阻力。他深知“201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是最理想的”，但是，“若不考虑与之有较大区别，就难以获得国会2/3赞成”。然而，安倍方案遭到党内“激进修宪派”的抵制，石破茂等人质疑其与2012年自民党修宪草案“缺乏整合性”，还有人提出安倍方案与规定“不保持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第二款相互矛盾，不应保留第九条第二款，等等。

　　2017年12月20日，自民党宪法修改推进本部召开全体会议，梳理归纳党内观点。但由于分歧严重，意见难以统一，最终不得不“两论（即两种方案）并记”：其一是安倍“自卫队入宪论”，即在不改变第九条原来内容的同时增加有关自卫队的内容；其二则基于自民党修宪草案，即删除第九条中“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内容，并进一步写明自卫队的目的和性质。“两论并记”的做法虽然暂时缓解了自民党内围绕修宪方案的对立，但也预示着后续进程将更加复杂棘手，安倍或许会陷入双重的两难境地:急于修宪可能导致执政联盟分裂、加剧党内分歧，放缓修宪又会引发党内保守势力不满，甚至影响到他2018年9月谋求连任总裁；坚持“自卫队入宪论”势必激化与“激进修宪派”的矛盾，而接受以自民党修宪草案为基础的修宪方案，又势必激起公明党甚至本党“温和修宪派”反弹，导致后续国民投票胜算大打折扣。直至2017年底，自民党未能按安倍5月所要求的那样拿出本党修宪草案，安倍修宪日程表有可能被迫推迟展开。

　　日本经济复苏仍存在脆弱性，结构改革是关键

　　展望2018年，尽管安倍一再呼吁企业加薪幅度要达到3%，但存在一定难度，消费能力难有明显提升，本轮经济复苏的根基仍不牢固。另外，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依然存在，接二连三的制造业企业丑闻波及范围广泛，给相关企业以及日本制造业带来了经济及信誉上的损失，对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从外部形势看，国际市场变幻莫测，地缘政治风险增多，外需能否持续拉动日本经济增长，还要看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对日政策、中日经贸关系、欧洲经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走势以及东北亚局势的发展变化。

　　从货币政策走向来看，目前美国货币政策逐渐回归常态，日本在2%通胀目标远未达到、物价低迷的情况下，现任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于2017年11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演讲时表示，日本将继续维持量宽政策，以推动通胀目标的实现。黑田将于2018年4月任期届满，目前看连任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安倍首相积极评价他任职以来推行的货币政策。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国家央行纷纷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多年的实践证明其效果有限，日本国内也存在反对继续实行量宽的声音。

　　从财政政策走向来看，面对巨额债务，日本政府今后将努力减少新发国债，但社会保障、军费、农业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财政需求有增无减。2017年12月美国通过税改方案，实行大规模减税，日本将面临进一步降低企业法人税税率等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如何为财政节支开源成为日本政府的一大课题。在降低企业法人税税率、推迟提高消费税率、控制新发国债的情况下，增加税源成为一个重要途径。2017年9月，日本观光厅开始考虑征收“离境税”，现已更名为“观光促进税”，计划向离境游客人均征收1000日元，预计每年游客总数约为4000万人，由此可为日本每年带来400亿日元的财源。该税种已被纳入2018年度税制改革大纲，将于2019年上半年引入。日本还计划从2018年10月到2021年分成几年将平均每支香烟增税3日元左右，提高烟草税将使政府的税收收入增加数千亿日元。另外，日本计划在2024年引入“森林环境税”，用于森林维护等方面。

　　综上可见，日本经济持续复苏仍存在一定的脆弱性，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有限。据日本央行预测，2018年度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1.4%，2019年度为0.7%，低于2017年度。今后两年，通缩状况将会进一步改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将会分别上升1.4%和1.8%，如果考虑到2019年如期提高消费税率的影响，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将会超过2%，实现政府设定的通胀目标。

　　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能否延续稳定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政府能否切实有效地推进结构改革，并应对好以下几大课题：

　　（一）少子老龄化形势严峻

　　截至2016年10月1日，日本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占12.4%，同比减少0.3个百分点，为战后最低;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27.3%，同比增加0.6个百分点，为全球最高。尽管日本积极采取措施，如引入机器人、外国劳动力、扩大女性就业等，但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步伐仍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一些领域的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需求，尤以建筑、医疗护理、农业等领域突出。根据农林水产省公布的调查结果，日本农业人口已跌破200万，比1990年减少了近60%。少子老龄化的发展带来了养老医疗支出增加、居民收入增长滞缓、家庭储蓄减少、科技创新能力减弱等问题。随着科技的进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口结构变化及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仍难以抵消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政府债务居高不下

　　保持财政收支健康平衡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截至2017年6月底，包括国债、借款、政府短期证券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余额为1084.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占GDP之比也高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虽然低利率政策、控制国债发行、增税措施会缓解日本债务支付压力，但这些政策效果有限。

　　（三）制造业企业的信誉遭受重创

　　近几年，日本大企业丑闻频现，如高田公司隐瞒气囊事故信息、东芝伪造财务数据、三菱汽车夸大燃效等。仅2017年10月以后，就先后爆出神户制钢篡改产品技术数据、日产和斯巴鲁违规质检、三菱综合材料瞒报数据等造假事件，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下降、企业监管疏漏等问题，也损害了长期以来日本精心构建的企业文化，曾经引以为豪的日本制造业开始受到人们质疑，对制造业信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国际局势不稳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增多，大宗商品价格波  动较大。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贸易保护趋势增强，其加息预期和大规模减税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压力。中国等新兴市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欧洲经济虽然复苏但仍存隐忧，英国脱欧谈判艰难前行。日本对美存在明显的贸易顺差，日元汇率波动起伏。这些因素给日本的对外贸易及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日本青年婚恋观变化，进入“无恋爱时代”

　　蓝皮书称，互联网下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在冲击着青年一代的婚恋观。艺人Blouson智惠美在她编排的搞笑段子《职业女性》中脱口而出：“男人就像口香糖，没了味道换个新的就好，因为地球上的男人有35亿又5000万”，之后“35亿”一词便莫名流行。这一现象显示出日本特别是女性的个人主义、不婚主义特征已日趋突出。2013年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对未来20年的人口社会做推测时指出，到2035年，日本将有一半以上的人成为单身，届时日本将成为少子老龄化下的超单身社会。虽然人口自然减员或离婚率的上升也在影响着单身者数目的扩大，但最为主要的是，不婚或晚婚已经成为年轻人对恋爱与家庭的态度。

　　据调查，20~30岁的年轻人中，有近四成不愿意结交男女朋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排斥结婚，却不愿意恋爱，认为那不仅是“精神不可承受之重”，更是性价比很低的麻烦过程。这些在泡沫经济崩溃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虽不再崇尚奢侈消费，但又走向了对立的现实主义。他们将双方的恋爱情感付出，抽象为相互购买的商品经济消费过程，处处计算风险。恋人之间也毫不例外，实行不需要相互麻烦的费用均摊制。在此情势下，年轻人打破了传统中由恋爱步入婚姻的一体化过程，进入“无恋爱时代”。

　　社会的变动也在改变女性的婚恋心理，促使她们走向单身的原因也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种：（1）视恋爱与婚姻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恋爱即意味着结婚，而秉持相同看法的男性却在减少。（2）事业成功的女性更易坚定崇尚独身主义。这类女性的年收入较高，工作的满足感让她们普遍对婚姻没有积极争取的态度。（3）抱有欲望。这类女性大多有丰富的恋爱经历和较好的样貌，收入中等。她们对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抱有野心，对交往男性的要求往往很高。（4）自我迷失。她们过于在意周围人的眼光，失去了自我判断的能力，难以获得自我肯定，没有交往和恋爱的自信，基本放弃了婚姻。虽然世间饮食男女的烦恼不断，但2017年9月皇室成员、二皇子秋筱宫夫妇的长女真子公主宣布结婚的消息传出，还是让这个暗淡的单身大国看到了一丝甜蜜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