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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叙事发生三大转变,中国需从更多方面加以应对

来源:张雯鑫作者:宏观经济蓝皮书

发布时间:2022-11-21

  2022年11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宏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21~2022)——低碳转型与绿色可持续发展》。

  2022年中国经济依然要靠外需来加速修复,但乌克兰危机相关地缘政治问题的发酵、全球供应链调整和区域化组织不断建立,以及美欧等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和地区在夏季加息后信用收缩的持续影响,会不断挑战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叙事,全球化叙事表述了共同协作的价值观,“世界是平的”,和平、分工、效率、规模和发展是全球化共享发展的合作理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货膨胀逐步走低,全球经济增长加速,简单价值链、复杂价值链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8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水平迅速下降,各国积极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对冲外部冲击,到了2011年全球化水平再次回到接近2008年的水平,而后呈下降态势,这有着其内生再调整的特征。2020年后受全球疫情阻隔影响,全球化水平持续下降。在全球化快速发展阶段,全球通胀率被压降,促进了美国等储备货币国的信用在低通胀和高增长的环境下不断扩张,技术和产业转移加快。中国1994年推动汇率改革逐步确立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2001年加入WTO,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与推动国。2011年开始全球化步伐呈下降态势,虽然其间贸易摩擦不断,但多为经济活动自身的问题,属于全球化放缓过程。乌克兰危机导致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加快分化,预计2023年后全球化转向地区联盟化的速度将加快。这种转变作为一种新的挑战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形成了所谓“安全”的政治范畴,和平红利也在逐步消退,全球化叙事转变带来了后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和机遇。

  全球化叙事转变之一:全球通缩转向全球通胀。全球化推动全球分工—规模—效率大幅度提高,低成本制造使全球价格逐步下降。得益于全球化进入经济“大缓和”时期,1994年后美国没有出现高通胀,经济发展快而且通胀的波动幅度很小;中国1995年后通胀率也是逐步走低,中国从抑制通胀转为克服通缩;欧洲、日本更早就开始和通缩做斗争。30多年来的全球化因中国的积极加入,推动了全球的低成本制造,全球发展受益于成本和通胀的低波动影响。全球化的逆转直接会开启一个高成本的发展通道,全球经济摩擦成本会持续上升。

  从当前全球化放慢趋势可以看出:(1)新的区域组织替代WTO,全球化转向区域集团化,地缘政治被纳入考量。耶伦在大西洋理事会上讲,“我们需要使建立贸易一体化的多边方法现代化。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自由但安全的贸易”。拉加德在彼德森会议上针对俄乌冲突对世界贸易和供应链的影响提出,“这场战争可能证明对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是一个转折点,它使得供应商国家所属的联盟变得更加重要。国际公司仍将面临着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组织生产的强烈动机,但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限制他们这样做的(地域)范围”。而后美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欧盟与部分国家签订的零关税协定等表明,新的组织体系替代了原有的WTO框架。(2)全球贸易与供应链重塑已经不可避免,供应链重塑推动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开销和供应链区域的重新配置,全球价值链效率下降,发展成本变高,包括更高的劳动力成本、贸易保护带来的更高的摩擦成本等,部分国家试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组建新的区域供应链替代原有的更有效率的供应链,全球经济开启高成本时代。(3)全球化放缓或逆转导致的贸易摩擦、能源价格上涨等动荡会增加全球经济放缓和波动加大的风险。从现有的趋势看,应对外部需求减弱与转移、波动加大、成本升高等问题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要承担的逆全球化成本。

  全球化叙事转变之二:全球信用从宽松到紧缩,而且伴随着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国家信用体系的扩张来自全球化所带来的低成本和高成长,低成本直接降低了通胀率,推动了利率下行,而高成长意味着资金的高回报,信用扩张是这一经济增长特征的内生产物。信用扩张使经济增长获得了空间,带来更低的资金成本和更高的资金回报,不断增加的杠杆,推动了需求扩大,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正反馈机制。信用扩张机制受益于全球化推动的“低成本—高成长”的组合,同时信用扩张又放大了需求,拉动了全球化发展,但这种正反馈循环也是有边界的,其自身调整已经开始,当前又加入了地缘政治问题的干扰,使得全球化叙事发生根本转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在发达经济体最大一轮的信用扩张后,全球由通缩转向通胀,经济增长放缓,信用体系由扩张转向了收缩。2022年5月美国通胀率达到了8.6%,创40年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新高,美联储6月加息75个BP,7月预计再加息75个BP。根据美联储加息后的未来展望点阵图,2022年、2023年、2024年底联邦基金利率预期中值将分别升至3.4%,3.8%,3.4%,表明2022年美联储预计仍将加息175BP,2023年或将加息至4%,但美联储或在2024年开始降息,将长期利率降至2.5%。美联储的加息会导致美国2023年经济放缓,全球需求扩张下降,如果加息超过4%,意味着美国会出现衰退。此外美国加息后是否仍能回到2.5%的长期利率水平也值得讨论。由于全球化转变,全球进入了一个经济效率下降的历史阶段,通胀是“顽固的”,因此低利率时代预期难以实现。与美国相一致,欧洲2022年7月开始启动加息,全球发达经济体的信用收缩将直接冲击全球经济增长。

  全球化叙事转变之三:向绿色和数字化转型。全球化老格局放缓的同时,新全球化议题带来了新机遇。开启全球零碳发展的新工业体系重构,也是一次全球最大范围内的“能源—产业”革命。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主要依赖于以一次能源和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能源的外部性和自然资源的枯竭不在生产函数考虑之列,GDP的快速增长是通过工业制造体系将自然资源和能源加工成产品满足需求来实现的,大工业生产是空间集中化、生产规模化、产品标准化、消费廉价化的生产,鼓励以过度消费作为发展的动力。然而全球零碳发展,将彻底改变这一状态,传统能源和有限自然资源都会因自身价格变得较高而抑制消费,督促人们转向消费更便宜的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的产品。随着发展方式改变,分布式生产、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将成为转型的核心,人们对GDP增长的衡量会发生新的变化,原有的高增长会被新的可持续GDP的评价所取代,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人们需要承担更高的能源价格和资源价格,转型成功后能源和资源才会重新回到低价格状态,这一转型也需要高的资本支出,推动“能源—工业化”转型和新基础设施的建设。数字化转型也伴随着这一变化。

  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由于全球供需缺口的存在、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供应链等方面的问题,发达国家通胀水平不断创下新高。2022年1月,美国CPI同比上涨7.5%,为1982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22年3月,美国CPI环比冲高到1.3%,上一次美国CPI环比增幅如此之高还是在1982年6月,这也推动2022年3月美国CPI同比增长8.5%,其中能源价格上涨是最重要的推动项。进入4月后,乌克兰危机引发的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攀升阶段逐渐结束,原油、有色金属等产品价格总体处于高位震荡之中,但由于过去两年中国外贸出口在缓解国际供需缺口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近期疫情对中国供应链的扰动可能增加了一些国家通胀上行的压力。2020年4月和5月,美国CPI环比仍出现了0.6%、1.1%的上涨,其中除能源和食品外的美国核心CPI环比上涨0.5%、0.6%,这造成了在2021年基数抬升的情况下,5月美国CPI同比上涨仍高达8.6%,创1982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5月调和CPI同比上涨8.8%,创1996年该数据发布以来的新高。一些居民消费篮子中能源、粮食占比较大的低收入国家,可能会面临更广泛、更持久的价格压力。高企的通胀推动部分发达经济体加快货币政策转向步伐,从而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2022年3月,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BP至0.25%~0.50%,这是美联储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加息;5月,美联储加息50个BP;6月,美联储继续加息75个BP,这是美联储自1994年11月以来单次最大幅度的加息,在接下来的数个月内可能还会开启缩表进程。虽然,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GDP季调环比折年率为-1.4%,低于市场预期,引发美联储是否会延缓货币政策调整步伐的讨论,但美国GDP增速放缓反映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局面。2022年3月,美国失业率已降至疫情前的低位,劳动参与率与疫情前水平相比也只有1个百分点的差距,这其中还有大量接近退休年龄因疫情而提前退休的人口,这说明美国经济可调动的潜在生产能力降低,如果此时放缓货币政策调整步伐可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工资—通胀螺旋,使通胀成为在较长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乌克兰危机和部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转向步伐加快的情况下,一些国际组织调低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世界银行2022年6月发布《全球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9%,较1月4.1%的预测值下降1.2个百分点,并警告存在滞胀风险。报告指出,俄乌冲突导致通胀水平升高,金融形势更加紧张。2023年,全球通胀有望缓和,但仍可能高于大多数国家的目标水平。报告预计,2022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幅将从2021年的5.1%大幅回落至2.6%,较1月预测值下修1.2个百分点。预计美国和欧元区2022年经济增幅均为2.5%,较1月预测值分别下修1.2个和1.7个百分点。报告同时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从2021年的6.6%近乎腰斩至3.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22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2%,较4月的预测值调降了0.4个百分点;其中,欧元区由2.8%调降至2.6%,美国由2.7%调降至2.3%,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由3.8%调降至3.6%。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会影响国际需求从而限制我国外贸出口增长。同时,由于境外较多国家和地区全面取消了疫情防控限制性措施,推动了服务业生产和消费的恢复。2022年以来,美国个人服务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增速已超过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增速,3月和4月,美国个人服务消费支出实际同比分别增长6.5%、6.0%,而个人非耐用品消费、耐用品消费实际同比均出现负增长,这对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也会形成不利影响。

  在经历了2021年第三季度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冲击后,一些东南亚国家制造业产能已经恢复,这对我国出口也会产生替代效应。2022年2月以来,越南工业生产指数已连续4个月同比增长超过9%,1~5月,越南以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7.2%;1~5月,印度尼西亚以美元计价的外贸出口累计同比增长36.3%,增速明显加快。在我国疫情影响范围扩大、持续时间拉长的情况下,东南亚制造业外贸出口对我国的替代作用可能会加强。同时,疫情对境内物流和供应链形成的扰动,也增加了我国外贸的短期困难。

  后全球化的转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中国需要从更多方面加以应对。(1)积极以高水平的开放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振内需。(2)利用我国的制造优势推动全国和全球的绿色发展。新能源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新带头力量,中国应该继续以新能源为抓手推动绿色转型,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迎接全球化冲击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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