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2019年1月25日，正式挂网的中办国办《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设立儿童福利司，这是民政部首次单独就儿童福利设立相关司局。2月，民政部新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充分整合慈善社会工作的有关职能和力量。2019年，地方慈善会在腾讯“99公益日”中表现突显：在腾讯公布的公募机构筹款排行榜前十名中有5家为地方慈善会，其中排行榜首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1.31 亿元。4月11日，第一张个人捐赠电子发票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出。此举顺应信息化的大趋势，在公募和网络筹款的大形势下，小额捐赠体量不断加大，电子发票经过财政部监制，与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效力，保障了慈善组织的权威性，更加利于慈善组织动员公众参与公众筹款活动。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前者设立了“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专章，成为其最大亮点，后者则对体例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以体现分级预防的理念。

　　与此同时，儿童社会福利领域的争议事件也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2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受到公众质疑，原因是被发现其将部分资金用于救助男性困难学生。2019年，商业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也频发。例如，鸿茅药酒与范冰冰获颁公益奖项引争议。“扫楼筹款”“按单提成”的业务模式，以及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百万募捐”事件、北京朝阳法院对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等，使得水滴筹的“社会企业”身份及其背后的概念界定备受争议。

　　2019年，中国反性骚扰进程仍任重道远。纵览2019年包括公益慈善行业在内的我国整体反性骚扰进程，无论是从具体性骚扰控诉的回应与救济，还是从国家层面的机制建设来看，都有着诸多值得仔细分析和反思之处，反性骚扰依旧任重道远。

　　2019年本该成为公益慈善行业继续深入讨论有关议题的一年，深化基本共识和决心的一年，具体铺开有关机制建设并重建价值的一年，但事实上，公益慈善行业都未能延续2018年的联合发声和行动。在2018年接连爆出性骚扰丑闻后，不但一些持续深度关注和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的草根民间公益组织迅速反应和行动，就连一些平常并没有专门关注相关议题的公益慈善机构和公益人也都积极回应，共同推动了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机制建设行动。但是，在2019年，相关议题的行业性公共讨论没有再次发生，遑论深入，而在对一些相关指控的小范围讨论中人们却明显可以感觉到性侵、性骚扰的姑息氛围仍然浓重，其突出表现在言语中隐含的对指控者和支持指控者的意图的揣度。普遍来说，更具正义感和抗争精神而权力结构相对来说更加松散的公益慈善行业如此，企业、娱乐圈、高校、政府等界别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将防止性骚扰明确纳入司法和立法体系是重大进展，但这些在实践中都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民法典草案写入关于防止性骚扰的有关条款，但就目前的条款来看，其与此前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一样，也尚未对性骚扰进行明确界定，由此影响了其可操作性。此外，对性骚扰界定的不明确，也不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行为的底线的认识，以及对性骚扰事件的有责任感而非消遣性的关注；而正是社会公众对性骚扰的认识和关注，最终会形成有关的社会舆论环境。这一社会舆论环境极大影响着性骚扰受害者是否能够勇敢打破沉默，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将最终指示社会整体的反性骚扰进程和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究竟是前进了、原地不动还是倒退了。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327-3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