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四川蓝皮书：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9）》。

　　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共振下的经济现象，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流动和转移是人们对提升劳动生产率、推动人类发展而进行不懈追求的客观产物，工业革命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并快速地发生，中国也毫无例外地遵循这一发展规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特殊的国情和制度特征使四十年来的劳动力流动转移烙下了独特的中国印记。从1978年到2018年，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民工问题始终与中国产业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民生福祉增进密不可分，因此成为中央关切点、政策聚焦点和社会关注点。中国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趋于“均衡”仅用了30多年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就地进工厂”，90年代“离土又离乡、进城进工厂”，到今天成为“新型劳动大军和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对中国产业发展、城市建设以及破解“三农”问题等方面巨大的历史贡献不断得到政策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肯定，农民工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40年创造中国奇迹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推动我国快速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突破性提升的特殊群体，是加快我国乡村建设全面提速的支撑性动力。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工开始扮演新的历史角色，在其特殊贡献进一步强化的基础上，还将产生新的极为重要的多重价值。

　　第一，农民工将成为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力量。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不平衡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地区间的不平衡。“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将使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几十年来从西部地区源源不断输出的农民工，将带着技术、经验和强大的市场适应能力成为经济新动能的有力支撑和宝贵财富。2017年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总量为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规模的比重达到20.1%。四川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转移输出的数据是这一预判的有力支撑。在总规模持续扩大的情况下，2012年四川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省内务工人数达到1291.87万人，多年来第一次超过省外务工人数；到201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2505万人，其中，省内转移已经超出省外115万人。

　　第二，农民工将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作为“城市之尾、农村中心”的小城镇，既要成为城市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补充，更要为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做好服务，在城镇化发展体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是在农村工业化、农业劳动力不断进入非农产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近年来，在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现代农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推动下，小城镇在优化城镇空间体系结构、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方面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四川省已有1200多个建制镇集聚人口超过1万人，其中20多个超过5万人，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小城镇人口聚集、产业集中和公共服务完善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未来，小城镇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特色产业等方面的功能将持续强化，农民工为小城镇所做的支撑性贡献将日益突出。

　　第三，农民工将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队伍。2017年12月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2018年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将乡村振兴战略视为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这一重大战略向纵深推进必然对农村各类人才，特别是懂管理、懂市场、懂技术的人才提出新的要求。一部分农民工既了解城市和市场，又了解农业农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对乡村各类资本能够游刃有余地运用，他们不仅可以成为返乡创业就业的主力军，破解“谁来种地”的矛盾，更有可能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事实上，部分地方已经开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例如四川多地通过鼓励能人入党、鼓励有志之士进入村两委班子等方式，吸纳了一批乡村精英从事农村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不仅为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为乡村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农民工为全社会创造了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在多年来未能从根本上破解城乡二元框架的情况下，农民工付出的是巨大的个体和家庭代价，其中既有长期高强度劳动造成的身体损伤、身份隔阂产生的经济损失等，也有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负面影响。当前，我国农民工规模庞大但其在地区间和城乡间持续性的非稳态流动，已经成为抑制全社会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战略要求城市和乡村实现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从战略高度、长远发展的视角审视农民工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既要求将农民工真正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产业工人的支柱力量，通过系统性教育夯实劳动力、生产力，以破解其在现代产业体系中持续学习动力和能力双重不足的难题，又要强化制度建设，激发农民工作为新市民对于城市管理和社会融入的热情和活力，挖掘其社会创造潜能，不仅让他们能够和其他群体一起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还要让他们成为城市、小城镇以及乡村的建设者和管理者。

　　需要进一步加深认识的是，当前发展阶段，农民工正经历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非农产业和现代农业对管理人才和劳动力存在强烈的双向需求；农民工代际转换加速、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发展主力；农民工对就业和市民化有着更明确、更自主的诉求。由此，要顺应时势、积极作为，除了延续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在探索和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继续为农民工群体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和完善服务外，还应更加注重从利益关系调整的角度切入，包括但不限于赋予农民工自由选择居住地并享受同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切实保障农民相关财产权，加强农民工能力建设及为其子女提供系统教育等，从根本上破解制约农民工稳定转移、能力提升的问题。

　　（参见《四川蓝皮书：四川城镇化发展报告（2019）》p4-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