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9）——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在北京发布。

　　蓝皮书指出，“战后外交总决算”是以安倍内阁的“国家政策及基本方针”面目出现的，显然具有明确的战略性、针对性和指向性。安倍声称“战后外交总决算”是要解决“东北亚依然留存着的冷战结构”，实际上是要彻底改变“二战结果”、“战后安排”和“战后体制”束缚，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恢复日本因二战战败被剥夺的主要“国家对外职能”。在安倍看来，只有完全彻底“清算”与朝俄中等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才能成为没有历史包袱的“政治大国”。具体来说，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政治意图有三。其一，安倍强调要缔结日俄和平条约，解决领土问题是不可或缺的立场。日本政府坚持“北方四岛”主权归属日本，是同俄罗斯签订和平条约的先决条件。事实上是要否认“北方领土问题”是日本发动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失败的结果。其二，安倍突出解决“朝核问题”、“绑架问题”与“清算殖民统治朝鲜”同等重要，是日朝实现邦交的前提条件。日方力图将“朝核问题”和“绑架问题”扩大化，用现实问题掩盖日本的“历史问题”。力求扮演“绑架问题”与朝核危机的“受害者”来改善日本战败国的负面形象，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及取消“敌国条款”创造条件。其三，安倍提出“化竞争为协调”的所谓“新时代日中关系三原则”，是以“历史问题”已成为过去为前提的。在安倍看来，2015年“战后70年谈话”涉及“侵略和殖民统治”话题，就意味着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已经了结。言下之意就是中日应该多谈“成为合作伙伴而非威胁”和“推进自由公平的贸易”，少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连续性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建设性。事实证明，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出师不利，一经推出就遭到相关国家的质疑和抨击。俄方“重申根据二战后盟国达成的相关协议，南千岛群岛是俄罗斯联邦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朝方表明在未来的日朝绑架谈判中可能提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强制动员”问题。“强制动员”指的是日本政府在1939年依据《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国民征用令，并对殖民统治的朝鲜半岛民众也适用此令。中方屡屡强调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重要性。即使安倍首相“破天荒地向韩国承认‘慰安妇问题’的国家责任，又面临‘强征劳工问题’可能被追究责任的压力”。可见，基于改变“二战结果”、“战后安排”和“战后体制”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实质上就是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政策体现。其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反法西斯性质问题，必然会遭到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受害国及国际社会维护“历史正义”力量的声讨和制约。中朝韩等国希望日方信守承认殖民侵略历史的相关政治文件，俄罗斯要求日本在双边领土问题上接受二战结果。事实表明，安倍力图以“历史修正主义”推进“战后外交总决算”绝非坦途。

　　总之，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绝非要改变“东北亚依然留存着的冷战结构”，“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与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主要是“历史修正”日本国内问题不同，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力图改革“战后安排”和“战后体制”，甚至谋求改变“二战结果”。可以说，安倍的“战后外交总决算”就是力图以“历史修正主义”实现日朝邦交和日俄缔结和平条约，让中国认可“化竞争为协调”的所谓“新时代日中关系三原则”，为推动彻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营造周边国家及二战受害国认可的国际氛围。在安倍看来，只有在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基础上，日本才能彻底改变二战战败国形象，摆脱“战后安排”“战后体制”的束缚，实现大国化战略目标。

　　（参见《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9）——国际大变局：日本的选择与应对》p117~1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