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4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四川蓝皮书：四川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19）》。

　　随着扶贫攻坚工作的推进，四川省贫困问题得到极大缓解，贫困人口迅速减少，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主要致贫返贫风险得到有效抑制，全省扶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但是，四川省贫困地区依然面临着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发展基础薄弱等严峻挑战，扶贫攻坚工作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必须通过持续的机制完善和政策调整加以解决。从贫困表现和致贫原因等方面分析，蓝皮书指出，目前全省贫困问题呈现四大特征。

　　（一）贫困群体“双重贫困”问题仍然存在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在经济效率不断提升的同时，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也逐渐凸显。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相对贫困，导致了“双重贫困”问题，即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并存的问题。所谓收入贫困，是指居民的收入低于国内和国际的贫困标准；非收入贫困，主要指居民缺少足够的食物和营养、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卫生医疗服务、得不到信息和市场机会、面临资源贫瘠和生态贫困等方面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收入贫困和非收入贫困相互关联：一方面，收入贫困使农村居民没有经济能力增加食物消费和改善营养状况、提高教育和卫生医疗水平，为摆脱收入贫困进行的资源开发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从而导致非收入贫困的延续和加深；另一方面，缺少良好的教育、营养不良和健康问题、得不到信息和市场机会、资源贫瘠和生态贫困等非收入贫困，使居民难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四川省贫困地区的“双重贫困”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社会权利的不均衡问题，与贫穷相伴生的吸毒、贩毒和艾滋病感染率呈上升趋势问题。近几年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公共安全事件等表明，这些问题不仅仅涉及贫困群体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平稳运行。

　　（二）贫困的“代际传递”特征仍待改变

　　近年来，全省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凸显，由于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在成年后，既缺少改变家庭贫困状态的能力，又要承担老龄父母的赡养责任，其生活陷入更加贫困的状况。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资本的分配不均成为贫富“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在有目的之行动中可以获得或调用的一种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代际传递”决定了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出于家庭经济原因，与富裕家庭子女能从家庭获得的社会资本相比，贫困家庭的子女社会资本极少，要改善自身经济状况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贫困的代际传承降低了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状态的预期，也固化了社会阶层。

　　（三）贫困呈现向深度贫困地区集中的趋势

　　随着扶贫工作成效的不断显现，四川省贫困人口迅速减少，但“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问题更加凸显。2017年底，全省深度贫困地区尚有贫困村2180个、贫困人口62.2万人，分别占全省贫困村的41.2%、贫困人口的36.4%。45个深度贫困县中仅有2个县（汶川县、泸定县）通高速公路，82个乡（凉山州53个、甘孜州29个）、1474个建制村（凉山州476个、阿坝州7个、甘孜州991个）未通硬化路。2017年，深度贫困地区生产总值为1058.04亿元，仅占全省的2.86%，平均每个县地区生产总值仅为23.51亿元，比全省平均水平低88.4%。

　　（四）贫困地区产业“低位循环”问题凸显

　　产业发展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关键，但近年来，贫困地区面临着产业“空心化”和“低位循环”的问题。一方面，部分地处偏远的贫困地区产业依然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加之受经济“减速换挡”的影响，部分贫困地区出现了资金外流的趋势，工业企业破产、撤资、外迁的现象逐渐增多；另一方面，虽然部分贫困地区的工业有所发展，但从产业结构上看，资源型产业、粗加工业所占比重较高，且均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近年来，在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部分贫困地区承接了低端加工制造业和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缺少必要的劳动力、资本、技术支撑，导致产业发展陷入“低位循环”状态，即粗放经营方式通过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被放大，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参见《四川蓝皮书：四川农业农村发展报告（2019）》p70-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