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

　　从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开始，非政府组织开始登上环境治理的历史舞台，并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一次学习机会，从2009年到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国内非政府组织积极学习开展联合行动，积累行动经验和研究经验。中国政府在气候领域拿出了先行先试的精神，加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示范和经验分享，气候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中国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得到较快成长。

　　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谈判的影响力取决于他们在跨国、国际和国内层面同时采取的行动发挥的集合影响力。经过十年的积累，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已经在专业性、国际化和创新性上有了明显进步。

　　例如，在专业性方面，清华大学2017年12月成立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以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核研院、地学系、热能系、低碳能源实验室、公关学院、经管学院七大院系的支持，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以大学智库的独立身份开展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为了更好推进谈判进程，该研究院还创新性推出高端对话平台“气候变化大讲堂”作为公共外交的主打平台。为了力保卡托维兹大会成功，研究院邀请了欧盟气候委员卡涅特、加拿大环境部长麦肯娜和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娜主讲“气候变化大讲堂”，过程中策略性安排学生就关键问题提问，并在活动前后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主讲人在清华大学进行非正式会晤，提前消除关键障碍，促成中国与欧盟、加拿大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结成盟友，并得到联合国高层的积极支持，从而提前为托维兹大会的成功做了铺垫。该研究院目前正在积极推进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合力培养未来气候领袖，持续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在国际化层面，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GEI）作为本土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中国政府南南合作的“十百千”项目落地中。在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积极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启动建设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低碳示范项目，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个培训名额。在功能定位上，政府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者，缺少在发展中国家落地实操的经验。而全球环境研究所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社区开展环境与发展的项目，并作为第一批“走出去”的本土非政府组织将在国内社区开展工作的经验带到了缅甸等发展中国家。正是因为两者的功能互补，全球环境研究所成功帮助中国政府在缅甸的清洁炉灶捐赠项目落地，走进社区家庭，获得社区群众的高度评价，这种合作模式也让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更多新的合作项目正在设计推进中。

　　在创新性上，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学习国际同行联合行动的策略，并进一步扩大联合的范围。在2018年9月加州举行的全球气候行动峰会上，包括燕宝基金会、巧女基金会、老牛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全球环境研究所在内的十家本土机构联合发起“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倡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担任主席，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布隆博格先生现场同意担任倡议的联合主席。由此，政府与非政府、中国与国际的合作得到创新性发展。就在联合国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前夕，燕宝基金会向行动捐赠1亿元人民币，为中国本土企业家积极投入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表率。长期以来，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资金来自国际基金会，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全民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形成，这一格局正在被打破，本土资金的注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动力。

　　除了本土组织的主动突破性成长之外，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本土人才正成长为国际组织的核心力量。特别是在重视性别平等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域，2018年，多位中国女性进入国际非政府组织核心领导层并掌握了话语权，这无疑为进一步争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扩大中国政府同盟力量提供了条件。比如，在绿色和平工作十多年的李雁女士成为绿色和平中国总干事；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工作多年的李琳博士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政策总监。笔者也受邀成为400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倡议建立的全球气候行动联盟（Glob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GCCA）的全球理事。从10年前国际非政府组织培养支持本土人才，到今天中国本土人才逐渐发挥关键影响力量，可以说，这是伴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关键作用而发生的积极改变。

　　（参见《社会组织蓝皮书：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p275-27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