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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慈善行业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应切实吸取教训

来源:张雯鑫作者:慈善蓝皮书

发布时间:2019-07-26

  2019年7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成都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

  2018年7月,公益慈善界密集曝光出性骚扰丑闻。丑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议。性骚扰丑闻密集曝光过程中,乃至丑闻逐渐平息之后,有关报道的评论区中,有不少诸如“公益圈真乱”“公益行业比商业领域更加肮脏”“公益行业是不可信的”等这样的网友留言。不少报道以“地震”形容丑闻带给公益慈善界的负面影响,认为这些丑闻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公信力造成了重创;更有论者指出,它们带给公益慈善行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会甚于当年的“郭美美事件”。

  在一些倡导性别平等的草根公益机构、公益人和行业意见领袖的推动下,关注和争议扩大为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行动。讨论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慈善伦理、性别文化等方面,行动的内容则主要包括表态与处置、机制建设与联动培训等方面。这些发声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丑闻转化成一次公益慈善行业就性别平等、慈善伦理等问题进行整体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的契机。这种审视、反思、教育与建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公益慈善行业敲响了一记在快速发展中审视与反思自我的警钟。这种审视和反思突出表现在对丑闻发生原因和症结的深层分析与讨论中。这些分析和讨论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如下三点。

  (1)公益慈善行业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公益慈善从业者也是社会人,社会上诱发性骚扰的种种意识、机制与现实等因素在公益慈善界同样存在。例如“江湖习气”“‘大佬’文化”“山头文化”“男权意识”“酒桌文化”“权威崇拜”“个人膨胀”“组织内部权力监督与制约不足”,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往往被公益慈善的道德光环所遮蔽,以至于未能及时或普遍地引起应有重视和防微杜渐。(2)在公益慈善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公众筹款额度明显提高、市场化探讨热情更加高涨的同时,慈善文化、慈善伦理发展滞后。使命和愿景的审视与重申在公益慈善机构内部和公益慈善行业的各种对话中附带化,公益慈善机构内部文化建设被有意无意地忽略,项目设计的功利化考量超越倡导性追求。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公益慈善价值观模糊甚至偏移,削弱了遏制丑闻发生的内在约束力量。(3)中国NGO的发展与赋权女性、推动性别平等密切相关。NGO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从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才逐渐为中国人所知的;此外,早期大力支持和推动了中国NGO发展的一些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基金会在资助政策中大都把促进妇女主动参与、注重社会性别分析等作为重要准则,并且推动或资助了不少社会性别培训。在此背景下,中国第一乃至第二代NGO的目标追求中或多或少都带有倡导与推动性别平等的因子,而性别平等领域的NGO也曾一度扮演了中国NGO开路先锋的角色。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管控、国际基金会退出、国内基金会兴起而筹资与资助伦理尚不成熟等原因,社会性别议题和相关领域的NGO大都日渐边缘化,没有得到相应的、足够的支持,社会组织也普遍缺乏对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和预防与干预性骚扰的机制。长而久之,社会性别意识在公益慈善界出现了整体性的弱化,为性骚扰现象的滋生和恶化提供了土壤。

  第二,对公益慈善行业客观上起到一次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作用。社会性别视角的重申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普及,对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来说,不但有助于更加理性、客观地分析事件中的各方声音,还是一次基于鲜活场景体验与专业知识汲取的社会性别教育巩固。尤其是在对性骚扰的界定上,“具有性含义的不受欢迎的直接的或暗示性的言语或行为均为性骚扰”,这已基本上植入了每一位密切关注事件发展的公益慈善从业者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之中。对于个人来说,起到了识别性骚扰以在生活和工作中自我保护或自我审视的作用;对于机构和行业来说,对于制定规范、原则及机制以提升整体预防和回应性骚扰的意识和专业能力,具有基础性共识的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在性骚扰丑闻出现后,一份男性公益人版反性骚扰倡议书出现在了互联网上,并呼吁联署,其主要内容包括:支持性别平等,尊重每一个个体,反对一切物化他人特别是物化女性和任何其他的性别歧视行为;加强自律,管住肢体;纠正周围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不良观念、不良人物和不良言行;教育身边的男孩和成年男性,将性别平等这一天赋人权播种进人心;理解、关心并支持遭遇性别暴力的同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支持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经济赋权,让性别平等在经济、文化、科学、社会、法律等所有领域逐一实现。

  第三,推动了公益慈善行业相应的一些机制建设。其中,最直接的当数反性骚扰机制的建设。在性骚扰丑闻陆续曝光的过程中,一些牵涉其中的公益慈善机构,纷纷表态会将社会性别议题纳入机构内部培训中,并把建立内部预防与应对性骚扰机制列作机构的长期工作。此外,一些有影响力的资助型基金会也开始在促进公益慈善行业社会性别意识提升方面着手作为。其中,南都公益基金会对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项目进行了立项,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促进公益机构建立与性别平等和预防性骚扰有关的机制,在机构的管理工作中加入反性骚扰的流程和规范内容;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资助出品了一份可供公益慈善行业免费下载与使用的《公益机构防治性骚扰机制建设操作指南》。敦和基金会则明确表态会在所资助的旨在帮助公益慈善机构建立筹资能力的实操手册中,加入防治性骚扰的内容。

  在反性骚扰机制之外,这波性骚扰丑闻也一定程度上搅动了公益慈善行业资助机制的建设。这主要表现在性骚扰丑闻曝光后,对于性骚扰丑闻中的被指控者所创办或所在的公益慈善机构,是否应该立即停止资助的问题的讨论上。在一些公益慈善机构的负责人涉性骚扰的丑闻曝光后,即有曾资助这些机构的基金会发表公开声明,停止对这些机构的资助,并重申对所资助的公益慈善机构及其负责人的价值观和个人行为操守的重视。对于这些基金会的表态和处置,公益慈善行业意见不一,其中不乏保留意见。这些保留意见主要包括负面事件发生后进行资助终止,应该也有明确的程序依据,而更加重要的是需要重新审视基金会资助的程序、资助条件和尽职调查义务,反思在资助机制中是否有把反性骚扰等伦理因素也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总体而言,公益慈善行业在一系列性骚扰丑闻曝光后的发声和行动是聚焦而正面的,显示出了公益慈善行业把伦理建设问题提上今后议程的基本共识与决心。但是,是否真的能够从这波性骚扰丑闻的爆发中切实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思路径?还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此外,在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思路径之后,如何具体开展有关机制的可持续建设、重建价值?也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9)》p353-35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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